古称风、痨、臌、膈为四大难症，而中风居其首焉。可见中风一病自古以来即难治疗，历代医家无不究心于斯症。唐宋以前，每以“内虚邪中”立论，多主外风学说，及至金元，则内风之论出而医家多宗之。其问刘河问主“心火暴盛，”李东垣倡“正气自虚”，朱丹溪持“湿痰生热”。而明·张景岳又作“非风”之说，以内虚积损立论，而明·李中梓，则将卒中分为闭、脱二证。时至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经过深入之理论研究及长期临床观察，阐明中风之病因病机为“精血耗损，水不涵木”而致“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并创用“滋液熄风，补阴潜阳”治法，开养阴柔肝、清热熄风以治本病之先河。
中风患者经治疗后病势渐衰，正气稍复，危象已解而后遗肢体不遂，舌强语蹇，筋脉拘急或弛纵不收等症者，看似渐趋向愈，实则渐成顽疾。当此之时，务宜不失时机，速投对证恰当之药，则多能缓缓康复，若仍失治、误治，则难免抱疾终生，病愈无日矣。是故医家于斯时之决策，对患者之预后，至关重要，治疗之或成或败全系于斯。
中风偏瘫之治疗法则，历代名贤各有独到之见解心得，且经千百年之实践总结，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余深契于胡念庵与叶天士两位昔贤之说。胡念庵在《医家心法》评语中曰：“其大要和其阴阳，调其气血，或有兼证，随所现而治之，或温，或清，或补，或散，以无失其宜为贵。”而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则以“益气血、清痰火、通经络”为大法。胡叶二贤之论，认识相近，议论平允，可为治疗斯症之准绳。
世传高效验方，以《医学衷中参西录》之镇肝熄风汤及《医林改错》之补阳还五汤最为著名。前者用治阴虚阳亢，气逆火升之证，于此姑置不论。
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专主气虚血瘀立说，立补阳还五汤以治偏枯。此方一出后世医家靡不乐从。殊不知偏瘫一症之病因病机常常错综复杂，固不可用一方统治偏瘫之病。仍宜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再就补阳还五汤本身而论，方中黄芪用量特重，黄芪有补气升阳之功。而内虚暗风之人，多由肝阳肝火为其主因，又常兼肝肾亏损，或有痰热内恋。若营卫空疏者，易兼外风袭人。虽中风以后，多数患者阳升火逆之势渐减，但一经引动则死灰易于复燃。所虑黄芪大剂服用，其温燥之性易伤肝肾之阴。其补气而兼升阳之能，易助肝阳亢逆之势，或致木火升腾。其气盛而不疏易使痰热阻滞。故补阳还五汤并不适用所有中风后遗症病人。此方之适应证候惟以气虚为主而稍兼血络瘀阻者。若气虚而兼痰热，宜佐消痰清热；气虚而火盛，宜参降火泄热；惟气虚而兼肝肾亏损者，不可早投滋腻血药，盖卒仆大势虽衰，而五脏六腑，经络隧道，阴阳气血及四肢百骸之功能，尚在复苏之初，其力甚微，而于气虚之人尤然。若滋腻浪投，则扼其生生之气，难免不致夭伤也。必待元气渐充，中土消导运化之力已能胜任，始可渐渐加入。若其证不以气虚为主，而是肝肾亏损，或肝阳上亢，或痰热内恋等证型者，则不在此例。余于临证问，细察病者之脉证，气虚者委实不少，而血虚，阴虚，确有所逊，是以知王清任之偏重补气立论，自有临床依据。然气虚之中偏于中气虚而兼痰滞热郁者居多，故明代孙文垣于其医案中屡用六君子汤或四君子汤加减化裁，而竞全功。基于上述认识，余自制偏枯健全汤，以治中风偏瘫中气虚而兼痰热、风邪阻络者，方中重用党参以建中气而健脾胃，脾胃健运则痰浊易化。茯苓、橘红、胆星、竹沥以化痰通络。远志、菖蒲开心气之凝而出音声。秦艽、防风祛经络之风而达四肢。钩藤专清厥阴风木，潜其阳气。红花独理血液之滞，助熄风邪。甘草调和诸药。方中诸药均有职司，惟有石斛一味，似属多余。尤在泾曰：“类中风者，风自内生，肝脏之厥气也。肝之生气暴而病速，肝气既厥，诸气从之。诸液又从之。诸气化火，诸液化痰，辐凑上焦，流涩经络，如风雨之骤至，如潮汐之骤涌不可当也。”尤氏明确指出此证生于肝气暴厥，气升火逆，聚液成痰，阻滞经络隧道之间。液既凝而为痰，其液必伤，脏腑经络自然燥涩。津液能渗灌诸窍及关节，具滑利濡润之功，气血乏津液之润滑，必碍于运行。若津液不充，欲其肢体之速愈实为不能。又津液参与人体精液及血液之化生，精血枯涸，欲其丰腴肌体并使运动自如者，亦不可思议！是以方中必加养阴生津之品。然患者元气衰颓，脾胃不健，而投以滋腻，易致药伤。惟石斛凛清虚纯洁之质，无有此弊。且胃为津液之海，胃津足则五脏六腑皆得其灌溉流益。又肾为水脏而主精，肾精充则生生之机运行不息。石斛入胃生津，入肾滋液，无有过其右者，故独选石斛入于方中。
至于秦艽、防风两味祛风之品似属不轻，真中风为外风乘虚袭入机体，固当祛风之法。而类中风为风自内生，多为肝肾阴亏，厥阳化风，治当涵育滋填，潜镇摄纳，何得亦用风药?徐灵胎曰：“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为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候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汤，皆多风药而因证增减。盖以风人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续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徐氏之法为分段治疗，层次分明可师可法。而余则将祛风、消痰、清热、益气之品杂于一方，以求简易。
附：偏枯健全汤方
党参9～24g、茯苓9g、橘红6g、胆南星4～9g、炙远志6～9g、石菖蒲3～6g、钩藤15～30g、秦艽9～15g、石斛9～15g、防风6～9g、红花3～4.5g、炙草1.5～3g、鲜竹沥l～2支（冲服）
记忆口诀：偏枯健全汤，苓橘南星党，菖远钩艽斛，沥草红花防。
此方使用时，视患者之病状，随证加减之可也。
下附验案两则以就正于读者诸君。
例一 金某，男，退休工人。夙有高血压病，于1971年11月突然中风，送至某区中心医院抢救，继发呕血，屡经救治，始脱危险。历四阅月，方得出院。后邀余诊治，诊见半身不遂，上下肢痉挛强直，稍稍活动关节，则剧痛不可忍，言语蹇涩不清，自觉头脑胀热。脉涩滞，舌淡红，苔则厚腻。显然类中风后遗症。中风之治法已如上述，丹溪主乎痰，河间主乎热，东垣主虚，而王清任则主气虚血瘀。就金某脉症而论，良由肝阳素亢，内风暗动，痰湿中阻，络道痹窒，致左右两半身之气血运行违其常度而然。当先行化痰祛风，用胆星、半夏、贝母、茯苓、竹沥、橘红、秦艽、防风、地龙、乌梢蛇等出入为方，送服大活络丸。服至1972年春，渐渐言语清朗，患侧手脚亦稍能活动，可由家人扶掖之而踯躅于室内，至初夏，则可策杖缓行，慢步于街头巷尾矣虽左手痉挛之状未易全除，而精神饮食均觉健旺。
例二 上海某手表厂干部王某，宿有高血压病史，1984年年届半百，春间于无锡出差突患脑溢血，经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脱险，后遗言语蹇涩及半身不遂。返沪后邀余诊视。患者身材不高而形躯敦实，见证右侧手足不能运动，有轻微抽掣疼痛，关节弛缓而不强直，足部内翻。面红色赤，言语不甚清晰，二便自调，胃纳正常。脉小滑，舌质淡红，舌苔薄白。据上述脉证分析，此证属肝阳挟痰上亢，乘春令木气生发之势，阳升过极而致卒中。经治后虽血止神清，危象已除，然元气暗损，经络空疏，痰瘀乘机流入，胶滞不解，致使隧道瘀塞，气血难以运行，遂成偏枯之象。治拟益气、化痰、通络法。内服方以“偏枯健全汤”为主方：
党参24g、茯苓9g、橘红6g、胆星9g、炙远志9g、石菖蒲9g、钩藤30g、（后入）秦艽15g、石斛15g、红花3g、鲜竹沥1支（冲入）炙草3g
上药每日服一帖，每隔七日复诊一次，以察脉证之变化，病情之进退而调整用药，同时给予针刺。取穴以通调血脉、活利关节、平衡阴阳气血为主旨。上肢所用主穴：肩髑、曲池、合谷、阳池。
下肢所用主穴：环跳、居髂、风市、阳陵泉、足三里、悬钟、丘墟、解溪。
另取廉泉，一穴二针。进针1.5～2寸深，以利其言语。针药并进。两周后可在室内缓行，言语较清，两月后已可自理生活，上街散步；四个月后上班复工，直至退休。至今十有余年矣，一向健康安适。
关于此病调理之法，老中医夏宇仁先生，生前为余之忘年交也。曾对余曰：其友周某之母，年五十余，中风半身不遂，治之病虽愈，而患肢酸麻乏力，恒不从心。每至秋冬之交，周亲去乡间采掘全棵枸杞数十株，洗净阴干，连根茎叶花子，一起碾末蜜丸，每日以开水送服数克，如此终年不断，服年余后，肢麻乏力、关节酸软之象均失。服三、四年精神倍壮，服之十余年，已在古稀之外，却如五、六十岁之人，可谓得其功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