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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学通史》 >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著述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贰ⅰ堵鼍返取K得髟凇赌诰分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妒馈?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