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中真阳是生命活动的生化之源，倘肾阳衰，肾气虚，则百病丛生。同时慢性久病，也“穷必及肾”、“久必及肾”。故许多慢性久病治疗，培补肾之阴阳，常能有显著疗效。
●朱良春创制了“培补肾阳汤”，由仙灵脾、仙茅、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组成，治疗多种慢性杂病，均取得良好效果。
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中医所称的慢性杂病包括多种病程较长、体气偏虚的疾患。这些疾病在辨证论治上虽涉及的脏腑较多，但在久治不愈、缠绵难愈的情况下，有不少患者每多出现肾阳虚衰的征象，经采用“培补肾阳”法后往往取得显著的效果。朱良春强调,“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身生化之源，命门真火的盛衰，对机体、发病、疗愈及生殖、发育、成长、衰老等过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密切的关系。
“命门学说”在中医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命门之名，始见于《内经》：“命门者，目也”，与后世所说之命门，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学说始于《难经》，而完善于明代，《难经·三十六难》谓：“命门者，谓精水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基本上指出命门的作用及其重要性。迨至明代，名医辈出，对命门学说大加阐发，如赵养葵认为命门是“人身真宰”；张景岳以斯“为元阳、元阴所自出”；孙一奎指为“造化之枢纽”，都以命门作为十二经之经主，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清代陈士铎《石室秘录》更具体指出：“命门者，先天之火也，心得命门而神有主，始可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由此可以看出命门的真阳，是人体一切机能活动的动力，五脏六腑的功能得以正常运转，都有赖于命门真阳的温养煦绾。倘若命门火衰，真阳不振，不仅将出现一系列阳虚征象，而且还会影响整体病变。因此，“肾中真阳”是人身生化之源，机体生命的根本动力，对生命和健康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研究初步表明：它与现代医学的肾上腺、性腺、肾脏和其他一些内分泌器官等的功能有关。对于肾阳虚的病人，采用培补肾阳的药物，不仅有调整肾上腺皮质代谢的作用，同时也有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从而说明它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不是抽象的假设，中西医学理论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
但同时应该强调，人之所以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健康之所以得以维护，实质上基源于水火之相济，阴阳之合和。倘若真阳没有真阴，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真阴没有真阳，就消亡了一切动力。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互根”乃是生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脏腑百骸的生化之源，正是由于肾脏中的真阴(水)、真阳(火)矛盾运动而产生的。这二种力量，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保持着相对的平衡状态，健康才能维护。倘若某一方面出现了偏盛、偏衰的现象，疾病就会立即发生，甚至某一方面遭到完全破坏，生命也就随之终结。因此在重视“肾中真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肾中真阴”，这是辩证的统一，也才符合于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原则精神。
培补肾阳在慢性久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肾为先天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所以它是调节各个脏器功能的中心，平衡维系机体矛盾统一的主宰；而肾中真阳，更是生命活动的生化之源，它能温养脏腑，煦绾百骸，肾阳振，肾气足，则精神充沛，百病不生。倘肾阳衰，肾气虚，就必然神气衰惫，倦怠无力，百病丛生。同时慢性久病，体气亏虚，传变及肾，也必然耗损肾之阴阳，所谓“穷必及肾”、“久必及肾”。因此，许多慢性久病在治疗上，都与肾阴阳亏损有关，而培补肾之阴阳，往往能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这是事实，但后人片面地理解了朱丹溪“阳常有余”，是妄动之相火，实际上是病理的火，即邪火，并不是指人体的阳气。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辩》已言之甚明。
朱良春还进一步强调说：“夫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而关则在肾，关之为义，操北门锁匙之柄，凡一身之气消长约束攸赖。故许知可云：‘补脾不如补肾，谓救本之义莫先乎此也’，诚万古不易之良法。”(《类经》)综上所述，结合临床体会，在许多慢性久病处理上，如果“从肾论治”，特别是肾阳不振，使用“培补肾阳”这一法则，往往可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就是这个道理。在临床上我们遇到不少劳倦内伤之证，从辨证上来说有阴虚的一面，如专事滋阴补肾，则恢复甚慢；倘以培补肾阳为主，佐以滋肾，则阳生阴长，奏效殊速。所以“培补肾阳”法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是有其比较显著的作用的。
据此，朱良春创制了基本方，名为“培补肾阳汤”。方由由仙灵脾、仙茅、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组成，临床加味治疗大便溏泄或久利不止者，以及肾阴阳俱虚而带下绵注或经行量多者，腰痛、浮肿、哮喘、遗精或小便频数者，阳痿早泄及心悸怔忡，失眠、更年期综合征，均取得良好效果。（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