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抗击新冠疫情“利器”的“清肺排毒汤”，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并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后，我从中看到了自幼熟悉的四味主药——麻黄、杏仁、石膏、甘草，这正是《伤寒论》千古经典名方麻杏石甘汤的配方。
中医治疗外感杂病时，麻杏石甘汤是避不开的一个重要古方。它的由来，有一段悲欣交集的历史：东汉末年，大疫时常流行，造成尸横遍野的空前劫难。正如曹植《说疫气》所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约150—219年）家族原本有二百余人，但建安元年（196年）后不到十年，竟有三分之二染疫而亡。面对瘟疫肆虐，他痛下决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潜心精研，终集先秦至后汉医药学之大成。
当时百姓感染瘟疫，医家多不知病情传变，常因失治误治而死亡率甚高。很多患者发病急骤，往往会在高热咳喘中绝望等死。张仲景整理总结自古传承的治疗瘟疫诸病系列药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成《伤寒论》。他系统归纳了治疗外感的理、法、方、药，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功在当时，利泽千秋，因而被尊为“医圣”。瘟疫古时也称“伤寒”，这是因为寒邪伤人最重，遂以此代指一切由外感引发的疾病。《伤寒论》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
麻杏石甘汤也是我祖父赵景屺（1897—1972）擅长使用的《伤寒论》名方。祖父开办私塾，素喜钻研中医，但早年怕学医不精，不敢给人开方。家父赵子明两岁时患麻疹，发高烧昏迷，祖父遍请当地名医，救治无效。父亲生命垂危之际，在祖母的请求和鼓励下，祖父始决意用麻杏石甘汤，一服药即转危为安。自此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祖父正式走上行医之路，成为驰誉青州及周边邻县一带的名医，造福一方。
无独有偶，祖父开方救子之事，正好与同时代中医名家、教育家胡希恕（1898—1984）开始行医的经历相映成趣。胡希恕最初处方开药，也是用麻杏石甘汤治好了其爱子的出疹并发肺炎。当时，他四岁的儿子发热喘而无汗，昏迷不醒，病情凶险，请来几位医师开的大致都是些解表、祛热、解毒类时方。他坚持选定经方麻杏石甘汤，为增强升发透疹力度，适量稍加麻黄，而少用了点石膏，其子服后很快好转并康复。麻杏石甘汤加上桂枝、生姜、大枣三味药，麻黄、石膏药量加大，就变成大青龙汤。胡希恕曾用大青龙汤治好自己的肺炎，还用此方仅一剂，便治愈了从西医院转来的危重肺炎患者。他精研《伤寒论》，擅用经方治大病，尽显国医圣手风范。
清代伤寒大家柯琴《伤寒附翼》说麻杏石甘汤是“大青龙汤之变局，白虎汤之先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青岛发热咳嗽，多方治疗无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推荐名医刘惠民去诊治，仅开《伤寒论》大青龙汤两服，即热退病除。随后，刘惠民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治好了他久治不愈的顽疾，使其对中医有了深刻的体认，坚定了他提倡中医的决心，影响了中医在新中国的命运。
由此可见，麻杏石甘汤在经方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备受历代医家青睐，主要是因其神奇而广泛的功效和高明且普适的治疗思路。（赵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