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某三甲医院知名医生因多点执业被处分”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热传。消息称，该院两位科主任未经批准到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并在本院出诊期间，以无法做检查或缺乏晶体为由，多次将病人介绍到民营医院做手术；当事医生被医院免去学科中心主任职务，并分别扣罚10个月、12个月的奖金。
“医生因多点执业被单位处罚”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业内及社会的关注和争论，暴露出政府部门、公立医院、医生、民营医院以及患者各方对于推进多点执业并没有达成共识，其实现的路径、细则、规范等更无从谈起。
近年来，医生多点执业工作政府力推、公众期待。从各地试点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大专家去基层医院更少。据悉，广东试点5年来全省16万注册医生中只有3000多名医生登记，这些医生多服务于医联体或定点帮扶单位，大部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点执业。
笔者认为，医生之所以对多点执业“不适应”，有以下原因。
首先，来自于供职单位的阻力。尽管卫生计生委曾下发文件允许医生合法进行多点执业，但要求“医生受聘到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应当经所在单位和相关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问题是，专家是医院的招牌，很少有医院愿意把好医生“放出去”多点执业。何况，培养一名好医生，医院先期投入很多，因此不愿与其他医院共享培养成果。
其次，诊疗过失造成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风险尚未解决。无论多么有经验的医生，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杜绝诊疗过失。如果在其供职的医院行医，尚有单位“保驾护航”，但是多点执业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当事医院与第一执业医院是否负责，目前尚无明确规定。“走穴”的医生若是风险全担，显然又力所不逮。
再次，相关人事、分配、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滞后，使得医生、医院对多点执业顾虑重重。我国现在的人事管理制度决定了医生都是“单位人”，与医院之间并非简单的契约关系，能不能去其他地方执业得听单位安排，而大医院的医生本来工作就多，难以成为自由执业者。倘若“身在曹营心在汉”，又会担心医院在职称评审、职务晋升，甚至在工资福利、养老保障等方面“穿小鞋”。
让医生流动起来，成为自由人，既是国际惯例，也是医改大势所趋。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医生自由执业，如美国，医生只要取得执照，就可以多点行医。医生依靠自己的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相应的报酬，没有红包、回扣、没有过度医疗、大药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衡量医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医生是否实现了自由执业。
当前，推进多点执业难，主要矛盾是公立医院和医生的关系，根本制约是现有的医院管理体制，比如医院人事制度、薪酬分配制度等，与多点执业甚至自由执业需要的环境不兼容。而其中编制一直被视为医生多点执业的最大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深圳市“去编制和行政化”改革可谓切中要害，彻底地为医生松了绑，让医生群体从“单位人”回归“社会人”迈出了关键一步。取消编制后，公立医疗机构与民营医疗机构将处在相同的人力资源平台上竞争。医生多点执业后，医生的声誉与收入、地位也将成正比。在这一新政的推动下，截至今年5月，深圳市已有1534名医师备案多点执业。
然而，要使松绑医生多点执业叫好又叫座，有关多点执业的法规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修改《执业医师法》，赋予医生自由执业的合法性。制定相应的许可制度，为医生人才流动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从而使医生多点执业有法可依，保护患者、医院、医生的合法权益，让优质资源的供给效率最大化。同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医生多点执业的医疗行为。在公立医院全面推行医疗执业责任险，降低多点执业的医疗风险。
更为关键的是，要厘清医改中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其他的环节如自由执业可以交给市场完善。(廖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