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经济利益驱动，新疆天山雪莲、西藏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被大肆采挖，高山草甸植被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报道时见于新闻媒体。对此，专家警告说，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若干年后，这些物种完全有从当地绝迹的可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专家的警告在历史上有教训可循，上党人参的绝迹就是其中一例。
人参是著名的补气药，产于我国东北三省，尤以吉林为最，长白山人参更是驰名天下。但在古代，则是以产于山西上党者为人参的道地药材，史称“上党人参”。如果说人参被称作药中之王的话，那么上党人参就曾经是人参中的王中之王。
关于上党人参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范子计然》，书载：“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该书距今约2 500 年。《名医别录》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所称“辽东”，即今东北地区；“上党”，则指今山西省长治市及黎城县的一部分。
长治，秦时置上党郡，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 年）置潞州，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 年）改称潞安府。新中国成立后改设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
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它东倚太行山脉，与河北、河南两省分界；西屏太岳山脉，与临汾接壤；南面是丹朱岭和金泉山，与晋城毗邻；北面为五云山、八赋岭等山地，与晋中交界。古谓长治“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故称“上党”。
长治壶关县东南60 千米处有山，名紫团山。古时的紫团山植被繁茂，气候湿润，是人参生长的理想环境。据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 年）上党地方志《潞安志》载：“山顶常有紫气，团圞如盖，旧产人参，名紫团参。”紫团参为上党人参中的珍品。
《壶关县志》云：“考方志，人参种类繁多，惟上党紫团山者为紫团参，最为上品。”唐代诗人段成式想求上党人参而不得，他的好友周繇想法搞到一株赠他，并赋《以人参遗段成式》诗一首，曰：“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团。惭非叔子空持药，更请伯言审细看。”诗中明言所得人参产自紫团。在紫团山附近的森掌村至今仍有唐代乾宁元年（公元894 年）乐氏二女父母的墓碑，碑文记曰：“壶关上党，地连三瓮，灵药紫团。”
在唐以前，人参按产地不同分为三种：上党人参、辽参和高丽参。辽参即东北产人参，高丽参为人参产于朝鲜者。历代本草一致认为上党所产人参品质最佳。日人吉益东洞（1701—1773 年）《药徵》记曰：“在古代，上党产之人参为上品，朝鲜产者次于上党。”
相传在宋代有检验上党人参真伪之法：“但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上党人参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苏颂曰：上党人参“春生苗，多于深山背阴近椴漆下湿润处”。人参适宜于寒冷、湿润的气候，喜生于树林之下背阳向阴的环境，尤其在椴树、漆树下。古代上党地区的气候环境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无疑为人参提供了最合适的生长条件。但后来，森林逐渐被砍伐，植被逐渐遭破坏，人参逐渐失去了赖以生长的条件和环境。
太行山自古以来就是燕赵大地最重要的木材供应基地，从三国甚至更早的时期起就开始了森林砍伐。据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 年）编纂的《潞安府志》记载：“昔曹魏建邺宫，伐上党山材木，规制极盛，后历代砍伐加樵牧日繁，虽深山，绝顶皆濯濯所呈。”
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随着商业活动的展开，人参逐渐被大量采挖。这种采挖基本是无序的，而在采挖的同时, 又不重视护苗繁殖, 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上党人参进一步繁衍发展的基础。
此外，在围绕人参的商业活动中，还不断有欺罔启衅、争利为害的事情发生。官吏的巧取豪夺、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参农喘不过气，后竟至于发展到如《本草纲目》所述“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的程度。
查阅史籍，可知壶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在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 和宣和末年（ 公元1125年），西夏扰宋和宋金战乱都曾殃及此地。金代《福岩寺补刻岑彦休游》云：“贞佑三年，元兵再破潞洲……是岁乙亥之冬，熊耳精蓝遽遭兵火。”《元史· 列传第二十八》：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 年），“察罕帖木儿……自将锐卒往赴召涿州。而曹、濮贼方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连年兵争，“烽火数千里”，无疑也是上党人参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
早在唐代，上党人参就是朝廷钦点的贡品。“唐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土贡……上党郡贡人参二百小两”。到宋代时，上党人参已经很少了。《梦溪笔谈· 人事一》记述：“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王荆公即王安石，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年）宰相。连宰相患病要用紫团山人参亦不可得，可以想见上党人参已被破坏到何种程度。
但是，上党人参对朝廷进贡的数量则未减反增。据宋《元丰九域志》（公元1080 年）载：“潞州上党郡贡人参一千斤。”可好日子已经到头。至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 年），上党郡再也无力向朝廷进贡人参。迄至明代，上党人参已基本株绝，“所用者皆是辽参”，以致朱元璋不得不下诏：“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壶关县志》（公元1881 年）记曰：“历代入贡，逮明初，高帝诏止之。”乾隆年间进士冯文止曾赋《参园》诗，曰：“瑶光华采毓人参，天设园林得气深。一自政和灵瑞绝，空山廖落到于今。”并特别注明：“古贡人参，自宋徽宗政和间遂绝，明初除其贡。”
至清，据《潞安府志》载：“人参出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而田矣，而索犹未已，遍剔岩薮，根株鲜获。”一派凄凉衰败的景象。至此，中药曾经的王中之王、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上党人参终于绝迹了。
作者介绍
程超寰 1944 年5 月生。1966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现复旦大学药学院）。1981 年调入上海市中药研究所药材研究室，从事药材研究和本草文献研究。2004 年退休后致力于本草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 《苦杏仁的炮制研究》（国家“七五”科技重点攻关项目科研论文，内部存档）、《本草药名集成》《本草释名考订》。2005—2011 年，应邀加盟上海市执业药师协会编写组，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常用药品集》《国家基本药物用药手册》《社区用药手册》《上海市增补基本药物用药手册》等，在编撰的全程中，均任常务编委，是中药章节的主要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