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原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后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现为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平心堂主任医师。
●中医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的做法。当中医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时候，中医的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就被颠覆了。
●组合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科学建构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是中国为人类健康开拓未来的光荣使命。这需要我们从两种主流医学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正确对待和认真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特色，最合理地组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这是我们面对未来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门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各不相同。倘若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在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中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灾区”。尤其是近五十多年来，在尚未从哲学、科学的源头明辨中医与西医本质区别与属性的情况下，却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中医陷入“中医西化”的误区。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以及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的扭曲和解体。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和唯一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必须遵照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恪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告别中医西化。
中医西化及其由来
回答什么是中医西化，首先要从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说起。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走向没落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中国人同时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在中国人的眼里，物质、利器，以及生产物质、利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日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核心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哲学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挞、批判中，逐渐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
我们不反对“以夷制夷”，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但是在处理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时，更需要历史与全局的智慧和胸怀。这种智慧和胸怀是，在面对目前的选择时，应该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在面对彼此的兴衰时，需要从整体的维度比长短。对此，李鸿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都不免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憾。
“科学”一词，20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从其内涵讲，应包括四方面要素：第一，科学的第一含意是知识；第二是分门别类，即知识分类或分科之学；第三是知识的确切性、系统性，即任何一门科学知识，都应有成熟的概念范畴体系；第四是科学知识的理论性含意。就是说，科学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真理是理论性的；技术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应用，从属于科学。综合这四方面要素，科学就是分门别类的、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这四个要素，也是考察每一个学科是否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四项标准。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把首创于西方科学家之手的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一切文化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立场或态度。显然，近代科学主义者不了解科学的基本含义，不明白科学的分类常识。所谓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即一定时期内人们对近代科学盲目崇拜的一种普遍的从众心理。至今难以治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是其另一种表现形式。中医西化，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
中医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的做法。当中医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时候，中医的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就被颠覆了。
近代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教育的学制系统时的“漏列中医”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改造中医的做法而推行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第四次是自1958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和现代医学大发展的冲击下，有意无意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尽管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是其矛头指向中医的核心——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力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其一，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与中医基础科学理论日渐脱离。中医的临床治疗水平，正朝着早期经验疗法的方向倒退；其二，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可能实现与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对接，不可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其三，中医与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同源，不同轨，半个世纪的中医西化，原本是一个“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的怪圈。这些认识，都在催生着中医文化与科学的自觉，都在积蓄着告别中医西化的力量。
中医为何不可能被西化
我们在中医科学性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困惑，像一座横在我们面前难以跨越的火焰山，压得人简直喘不出气来。十余年来，笔者通过东西方哲学史、东西方科学史的反复学习、研究与比较，对于中西医的科学定位，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尤其当上溯到哲学史的源头时，发现那些长期困惑的问题，原来是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问题。笔者确信，近代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同样是中国近代在哲学与科学的源头上，所犯的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错误。澄清近代科学主义，告别中医西化的时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笔者将“中医为何不可能被西化”的理由，参照《医医》一书第四章的论证，归纳为“中医学原理的十条公理化原则”。
第一，两次文化高峰。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哲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学的成就为代表。我们常讲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但是近代的我们却往往把春秋秦汉那一文化高峰，视之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起点，大错特错。
第二，两类研究对象。第一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即“天造之物”）本来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第二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首先是以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态的事物拆开，然后观察、研究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讲，万事万物可划归为两方面的研究对象：一是研究“形而上”。就是在不干扰“天造之物”本来生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其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以认识引起“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的抽象的道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二是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来的“天造之物”打开，研究构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构成局部零件的最小物质，以认识局部及其最小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获得制造“人造之器”的材料，进而制造出“人造之器”，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
总之，从两类研究对象上讲，形上与形下，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两大类。形上繁荣在先，形下成功在后。这是人类全部文化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所经历的也是仅有的两大步，两类研究对象是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两大基石。换言之，两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现，是以人类在两大类研究对象认识上的成就为其决定因素的。这是十条基本认识的核心。
第三，两种研究方向。这是由两类研究对象决定的。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是从“形”出发的。具体到某一事物来讲，究竟应当朝着形上的方向去研究，还是朝着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体事物的具体特点来决定。而整个人类文化科学宏观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这两种。
第四，两类带头学科。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为一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为另一类。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着重以哲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综合性方法为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着重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为主。
第五，两类科学体系。一类是哲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综合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比如，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还有具体学科里的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等。另一类是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在自然科学里，包括研究有形之物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
第六，医学面对的两种人。从《周易》的观点看，人与其他万事万物的不同之处是，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生物，所以人具有最典型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因此医学家面对的人，必然要划分为形上之人与形下之人两种。笔者曾把人的属性或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属性的人；人的整体状态的特点；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中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属性或特点；西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后三方面的特点。
第七，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哲学（包括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方法。从逻辑学角度讲，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这是中西医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第八，两种医学的定义。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西医生物医学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第九，两种成熟的医学体系。西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来表述的。实体概念，逻辑翻译上亦即具体概念。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来表述的。抽象概念，逻辑翻译上亦即模拟概念。西医所用的具体概念和中医所用的类比概念之间，在文字的表面上常常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其内涵却完全不同或相差甚远。中西医各自的概念范畴，必须放回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去理解、去把握。不允许望文生义，不允许偷换概念，不允许相互比附，不允许相互混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过程中，诸如此类问题太多太滥，必须全面、耐心、细致地逐一厘正。
第十，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见于美国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不能颠倒，不可通约；其二，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能互换的；其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不同。所以不同学科的概念范畴体系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可混淆和相互代替的。就像不能把物理学的概念，搬到化学中来；也不能用化学的概念，代替物理学的概念一样。中医与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以上十条公理性原则表明，如果从中医自身来检查半个多世纪中医西化的错误，我们应当承认：一是对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史的无知；二是在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上不应有的麻木或疏忽。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即“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是谁，是中医的定义或者中医科学定位的问题；怎么来的，是中医形成的文化渊源或者方法论、认识论的问题。
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公开揭示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之后，必将迅速凝聚为中医文化与科学自觉的主体力量。告别中医西化，将水到渠成。尽管还可能遇到来自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但是科学自身的学术发展，终将由科学自身的内在规律来决定。而且，现在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也是高扬科学发展观的好时期。
从中西医并重到中西医配合
告别中医西化之后，我们面临两项迫切的学术任务：一是将中医从根救起，重铸中医之魂，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二是抓紧研究中西医配合，为逐步实现我国两种主流医学临床优势互补的医疗卫生新体制，做好学术准备。
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中医是具有成熟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的传统医学。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地区）里，中国是唯一具有中西两种主流医学科学体系的国家。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应当倍加珍惜。
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联系到中医的科学原理，和中西医关系上的十条公理性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按照我国《宪法》精神与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规定，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中药，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医学术与中医事业的科学发展观。
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组合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科学建构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是中国为人类健康开拓未来的光荣使命。这需要我们从两种主流医学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正确对待和认真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特色，最合理地组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这是我们面对未来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为了防止与延用了半个世纪的“结合”一说相混淆，我们将这一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称之为“中西医配合”。过去的“结合”强调的是“合二为一”，今天的“配合”强调的是“二者并重”优势互补。
中西医配合这一命题的含义，应该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这里主要包括四层意思：
第一，配合的前提，是中西医工作者之间真诚的相互合作。
人是学术的载体，配合的前提首先是从事两种医学专业高水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第二，有了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才会实现两种医学上的实实在在的配合。
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搞行政安排，要靠真诚，靠自愿。实践表明，不论中医，还是西医，越是高水平的医生，越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把配合的重点，放在高水平医生的真诚与自愿上，配合一定会自然、和谐、愉快。这才能在最需要的时机，在两种医学科学理论指导下，最有效地发挥出两种医学临床优势配合的最佳效果。
第三，中西医临床合作、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病人，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和西医，理论上各有特色，临床上各有优势；两种医学各自都有其科学理论、临床技术、临床经验三个层次上的知识内容；两种医学各自都是庞大的医学知识体系。务实地讲，通过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和利用我国现有的医学资源，实现中西医特色与优势的有机配合，是提高临床疗效，造福病人的最好形式。经验表明，两种人员、两种医学间的配合搞好了，不仅可以提高疗效、造福病人，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医药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第四，实践过程，是指中西医临床上的合作与配合，是一个相当长的医疗实践过程。
中、西医两种相对成熟的医学，一者偏于形上，一者偏于形下，彼此代表了整个人类科学哲学的两类不同的研究方向。医学的目的在于临床实践，在于治病救人。只要我们中国在配合的实践中做到疗效突出，特色服人，就已经是造福于人类，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了。随着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的延续，中西医配合必将引发人类医学的革命。这一革命，就是由中国兴起的中西医配合，发展为遍及世界医学实践的新形式、新格局。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实践做决定，让历史来掌舵。
在中西医配合中，应当在区分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的前提下，还应该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基础科学层面上，彼此是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关系。
两者的基础科学，代表着两种医学的本质特性；两者的概念范畴不可通约。这一层面，是两种医学科学灵魂和存在的根本。我国“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应当从基础科学这一层面来理解把握。
第二，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技术层面上，彼此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关系。
两种基础科学，必然派生出两种临床技术体系，以及两种具体的治疗特色。两种医学一者重在形上，一者重在形下，所以临床技术体系以及治疗方法，必然各有优势，各有局限。为此，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服务于病人，这是中西医并重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提出中西医临床配合的核心环节。
第三，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经验层面上，彼此是相互借鉴的关系。
经验是未上升到科学、技术层面的，或者尚处于初级水平的医学知识。它常常为一些人在一些病的治疗上所应用，但因为未上升到技术、理论的普遍性、可重复的高度，不可能为所有人在所有疾病中普遍使用。所以，临床经验不应该是中西医配合的重点。但是这不等于不重视它的客观性、有效性。需要根据不同的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的具体情况下，相互借鉴，适当选择。
实现中西医两种医学临床配合优势互补，还有一个文化精神和思想境界的问题。所谓文化精神，那就是只对文化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的治学态度的立场。所谓思想境界，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包容、爱护的一种文明品质与道德素养。
中医与西医，都应当共同立足于医学科学的整体高度，理性地认识自身在理论、临床上的局限性。这就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很难准确认识自我，正确理解对方的。要做到既认识自我，也理解对方，首先需要善于和敢于面对自我短处、缺陷的精神境界。中西两种医学既然各有优势，就必然各有不足。
两种医学相互配合的目的，首先是互补不足，然后才有优势互补。因自己的优势而傲视对方，那是狂妄；因自己的优势而诋毁对方，那是野蛮；因自己的不足而排斥对方，那是愚昧；因自己的不足而嫉妒对方，那是狭隘。不能坦然地正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绝不可能做好优势互补。所以近代科学主义强加给中医以及中西医相互关系上的种种有色眼镜，必须彻底拿掉。从医学科学上讲，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防病治病的医疗实践，是人类最圣洁的事业。而文化精神与思想境界，是确保这一事业圣洁性的精神与力量源泉。
什么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告别中医西化之后，中医还面临着一个回到现实，心归中医的问题。而后才能投入“重铸中医之魂，再求本草之真”的学术建设上来。“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将是今后中医界必须紧抓不放、深入讨论、广泛普及、永不偏离的根本性学术问题。
一个月前，接到一则会议的邀请，希望我就“中医要不要现代化”做一演讲。为此我思考良久。我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就“现代化”三个字在“说文解字”上费口舌。中国人常讲的“现代化”，其实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今天。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所以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看到人家的今天，我们就有了追求“化”的目标。这些，都与中医无缘。
中医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世界上独自一家，别无分店，所以今天叫作存在，明天叫作发展。中国人喊了三十多年的“中医现代化”，其中始终装着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西化的思想意识。而今在研讨“中医要不要现代化”的一团疑云里，恐怕未必有告别中医西化的学术准备。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倘若在中国不能彻底告别“中医西化”，它就永远不会是现代的，不会是世界的。
文化精神与复兴中医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