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网络、微博、微信等大众传媒以及部分书籍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其版本大致是：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的提案后，中医界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废止中医的浪潮，而事件的转机则是：适逢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日腹泻十余次，遍请西医名家治疗无效，病情危重，为治好岳母的病，汪精卫只好请名医施今墨先生诊治。施今墨仅凭脉诊即一一说对患者的症状，并处汤药10剂，告知服药后3日痢疾可止，5日胃口好转，10日病愈。汪精卫和其岳母均半信半疑，但病情好转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始才相信中医疗效，从此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中医命运自此转危为安。
这一故事绘声绘色，让人感叹中医之神奇，并为很多热爱中医的人士津津乐道。然而，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从时间点来看，“废止中医案”发生于1929年2月底，中医界大规模的抗争发生于3月。而此时的汪精卫，早在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后不久，出走法国，1929年11月才回国，远离权力核心。直至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精卫才出任行政院长。废除中医之际，实际掌权的是蒋介石，行政院长是谭延闿，卫生部部长是薛笃弼，卫生系统掌权的副部长刘瑞恒也并非汪精卫的人马。要说废止中医是汪精卫的决定，明显过于牵强。
当代国内权威的医学史著作，如陈邦贤《中医史》、李经纬《中医史》、李经纬和程之范《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卷）、邓铁涛《中医近代史》、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等，也均未提及此事。当年“3.17抗争”组织者之一的名医陈存仁先生，在其详细描述中医抗争经历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未谈及此事。中医抗争救亡运动的胜利，当归功于包括施今墨先生在内的中医药界有为之士旷日持久、可歌可泣的浴血抗争，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陈立夫、谭延闿、冯玉祥、于右任、阎锡山等部分元老的鼎力支持，而不是依靠施今墨治愈汪精卫岳母的所谓“关键转机”。
那么，施今墨为汪精卫岳母看病一事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1934年，中医界欲在立法院通过《中医条例》，使中医在法律上获得与西医平等的地位，汪精卫把持的行政院则百般阻挠。是年12月，《光华医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汪精卫现亦信仰国医》，文中记载，这一年汪精卫的岳母患了阿米巴痢疾，西医屡治无效，不得已延请著名中医施今墨前往会诊，当时西医认为不可能用中药治愈，但结果施今墨处方却是“一剂知，二剂已”，两日即治愈。汪精卫不得不信服，并赠送“美矣良医”匾额感谢施今墨。
《光华医药杂志》由名医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先生在上海创办，评论锐利，学说新颖，新闻敏捷，出版准期，影响范围比较大，且该文刊出后并未见汪精卫否认，可见这件事应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件事是否影响了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汪精卫在行政院长任内采取了种种限制中医的政策，1935年底卸任，直至1936年1月，《中医条例》才获准通过。可见事实并未如现在部分媒体所传言的“从1929年以后汪精卫不再反对中医了”。
总之，施今墨为汪精卫岳母看病确有其事，但不是发生在1929年“废止中医案”通过的危急时刻。此事因其所具有的传奇色彩被广泛流传，更有助于中医类故事的正确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