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师生缘
在求师问学的生涯中，我有两个遗憾，就是跟两位师爷没有面缘。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是任应秋先生。冯先生1990年仙逝，当时我正在编写《易学大辞典》，得到了冯先生的大弟子、北大教授朱伯崑先生的指导。当年特别想拜谒冯先生，无奈未果。至于任先生，更是遗憾。1984年我准备报考北京中医学院医古文研究生时，导师名字就写着任应秋、钱超尘两个人。可我1985年上学时，任先生已经驾鹤了。
相比起来，任应秋先生给我的印象更深。这是因为任先生和家父还有一段师生缘。家父李济仁1965年被安徽中医学院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内经研修班，这个班不仅仅研修《内经》，主要任务是要编撰《内经》教材。任先生是主讲教师之一，经常来班上做讲座和研讨。当时新中国中医教育事业刚刚起步，作为教育之本，教材的编撰自然是头等大事。这个班由北京中医学院主办，遴选了全国各中医学院《内经》课程教师参加，作为第一批拓荒者，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医领域的佼佼者。这个班的负责人之一王玉川先生、还有几位成员班秀文先生和家父等在2009年被评选为首届“国医大师”。我的博士后导师王洪图先生当年也是这个班的学员兼秘书。
听家父讲，在《内经》教学及教材编撰问题上，当时可以说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是偏于传统的，一派是偏于现代的。任先生当然是偏于传统的，他主张要在搞懂《内经》字词句的基础上理解《内经》的深刻含义，不能简单以西医学来比附或否定中医，不要为了赶时髦而肢解古义。而当时另一派则主张要运用西医学、现代科学知识大胆创新、大胆批判，该否定就要否定。两派观点虽交锋激烈，但不伤和气，彼此尊重。遗憾是不久“文革”开始，这部具有思想火花的开创性教材未能问世。
有幸的是，后来我成为钱超尘先生和王洪图先生的弟子。钱先生和王先生常常和我提到他们的老师任先生。每次提起，那种深深的情意都令人动容。钱超尘先生将任先生看成是指路恩师，王洪图先生生前每年都要去任先生墓地祭扫。
当代国学国医第一人
新中国中医教育的历史，是绝对离不开“任应秋”这个名字的。任应秋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的杰出代表，其事迹和成就已经多有论述，此不赘言。这里只说一说任先生对国医与国学教育的贡献和远见卓识。
可以说任先生是当代国学国医第一人。他四岁读私塾，后入江津国学专修馆攻读经学，受到经学大师廖季平的亲传。有14年的治经学经历，在经学、史学、子学以及训诂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
在长期的中医教育实践中，任先生深深体会到学习中医、传承中医必须熟悉经史尤其是要掌握“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这个工具。他强调，要想学好中医必须突破古代语言文字关，他说：“文以载道，各种道，包括医道在内，总是要通过文字来表达的。文以治医，医以文传，中医就存在于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
中医教育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五老上书”事件。那是1962年第一届中医院校本科生即将毕业前夕，时年49岁的任应秋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陈慎吾五位著名中医学家共同上书卫生部，指出中医学院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其中之一是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教学。学中医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这是钻研医学文献的基础。还要有二三年的诵读功夫。然而当时的中医学院教育忽略了学生背诵和指导读书方法，学生没有练好基本功；加上高中生的古文程度差，医古文学时少，又未强调背诵，是以不可能突破文字关。
这一建议，对中医的教育事业和中医学的传承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影响重大而深远。此后，任先生亲任医古文教研室主任。在他的不断倡导和努力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于1981年6月正式成立，任应秋被推举为研究会会长。
任应秋之所以强调医古文以及“小学”的学习，是要以“小学”为武器，抢救、整理大量中医古籍文献。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卫生领导当局若不重视，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估计10年以后要对中医工作进行整理，那时的难度将是不堪设想的”。建议立即成立中医文献整理出版委员会筹建中医出版机构，制定明确的近期和远期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校勘整理了《医学启源》《伤寒论》等，主编了《内经章句索引》《中医名著精华》《中医十大经典类编》等。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历史上，也可以说在新中国中医教育的历史上，国学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代人。第一阶段从1962年任应秋等“五老上书”开始，第二阶段从1981年全国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开始，第三阶段从201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成立开始。任应秋先生是国医国学教育的开创者，无疑是第一代杰出代表，钱超尘先生是第二代代表。如今作为全国中医高等院校第一家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我们任重而道远。
农工支部的一面旗帜
农工党北京中医药大学支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群星闪耀的支部。任应秋、陈慎吾、秦伯未、方鸣谦、祝谌予、刘渡舟、赵绍琴、刘弼臣、李庚韶、尉中民等著名中医学者，都是农工党的优秀党员，其中大部分被公认为中医届泰斗级人物，作为农工党的精英，有的担任农工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担任农工党北京市主委、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作为农工党北京中医药大学支部的第一届主任委员，任应秋先生无疑是支部的旗帜和骄傲。任先生1955年加入农工党。听任先生的女儿、支部现任副主委任廷苏介绍，任先生虽然工作繁忙，但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影响党派活动，工作再忙，农工党的活动都会积极组织和参加。任先生关注后学，注意在优秀青年学者中发展党员，并常常请青年教师到家中为他们讲学问、讲人生。这一点梁嵘老师每次提起都很感动、很激动。任廷苏年轻时经常跟着父亲参加支部活动，每每谈及都动情地说：“农工支部就像一个大家庭，支部活动像一次家庭聚会，党员们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流学术，谈古论今，其乐融融，温暖而和谐。”
任应秋先生曾担任第八届、第九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他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医药的发展建言献策。有一件事情令大家难以忘记。那是1982年春节，任先生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迎春茶会，受到李先念副主席接见，听到李先念副主席在迎春茶会上讲了一句“人勤春来早”的警句，随即对以下句“年老志益坚”，竟成一联。春节之晨，任老书以悬之座右，藉以自励。并撰写了一篇文章《人勤春来早，年老志益坚》，发表在农工中央主办的《前进论坛杂志》1982年第5期上。文中任老表达了对当时中医学界后继乏人乏术的深深的担忧，更表达了一个老中医工作者、一位优秀农工党员为振兴祖国中医事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情怀。
百年任应秋，千秋中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