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霞先生认为,方证对应是中医学的倒退。但是,实践证明,方证对应能够治好病,并且疗效还不错。吉益东洞的古方派,曾经成为日本最具有影响力的医派就是明证。
•张效霞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说汉方医家“不可能从头学起,《伤寒论》符合快、实用的要求” ——换言之,“古方”是被当成了“快餐食品”。但笔者认为,对于方证对应,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掌握方与证之间的联系。
•对于提倡方证对应会不会导致废医存药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证才会有方,根据症状才能处方,不会导致废医存药。
近期,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先生先后在《中国中医药报》“学术与临床版”发表《病皆与方相应与方证对应无关》《方与证间的基础是病机》《方证相对是中医学的倒退》等文章,一再陈述仲景《伤寒论》辨的是病机,并否定“方证相对”理论。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兹述如下。
对病机分析以偏概全
张效霞先生在《病皆与方相应与方证对应无关》(2015年6月26日《中国中医药报》“学术与临床版”) 一文中举了通脉四逆汤的例子,笔者认为,其对通脉四逆汤病机的分析,以偏概全。
张效霞先生提出,“里寒外热”“内真寒而外假热”是通脉四逆汤的病机,换言之,只有“里寒外热”才能用通脉四逆汤。非也。试举一例。《伤寒论》桂枝人参汤“太阳病,外症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类聚方广义》对此注云:“素有之里寒,携表热而下利不止,主以桂枝人参汤者,以桂枝解表,术姜蠲寒饮,止下利...。”按照张效霞的所谓“病机”逻辑,说桂枝人参汤的病机为“里寒外热”也是十分恰当的。
问题是,在临床上,如果判断病人是“里寒外热”,张先生如何处方?一概开出通脉四逆汤,还是桂枝人参汤?通脉四逆汤能不能与桂枝人参汤相互调换?张仲景什么时候教人以“里寒外热”而用通脉四逆汤了?如此用药,不啻庸医杀人;如此传道授业,不啻误人子弟;如此读仲景书者,不啻终生未入仲景之门。
张效霞先生提出的所谓病机,“就如同弩机的‘扳机点’一样,指的是疾病的根本与关键、本质与根源”“病机不是发病机理、发病机制,而是同‘弩机’,是使弓箭适时射出的重要控制机关一样,指的是‘疾病的关键点与扳机点’,而证候(症状与体征)只是‘审察病机’的依据而已。”这段话读来让人茫然不知所云。病机为什么不是发病的机理呢?这种观点让人费解。
对方证对应存在误解
关于方证对应,张效霞先生似乎也了解不多,对之充满了误解。(《方证相对是中医学的倒退》,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8月19日)
方证对应是中医学的倒退吗?
张先生引用了香港学者的话,认为日本古方派简单地进行方证对应,现在中医界提倡“抓主证”是中医的倒退,是回到几千年前的“经验医学”,只凭经验用药,而不考虑疾病原因。首先,认为中医倒退,前提是假定中医发展一定是沿着从经验到理论的发展方向。或许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沿着这样的路径,但对中医,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过是主观臆想,并且也与中医发展的现状不符。其次,中医学是以治病为目的,xxmy.com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科学或不科学。实践证明,方证对应能够治好病,并且疗效还不错。吉益东洞的古方派,曾经成为日本最具有影响力的医派就是明证。今天,方证对应派正在神州大地复兴,黄煌、娄绍昆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再次,至于说到方证对应“不考虑疾病原因”,太过绝对,方证对应的背后一定是分析了病机才确定用方用药的。经方学者还不至于机械到不顾及病机,盲目照搬的程度。
“古方”是快餐食品吗?
张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说汉方医家“不可能从头学起,《伤寒论》符合快、实用的要求”——换言之,“古方”之所以走俏,是被当成了“快餐食品”。首先,作者忽视了吉益东洞对《伤寒论》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经过漫长而又艰辛的创立古方派的历史。其次,对于方证对应,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掌握的;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掌握方与证之间的联系。再次,退一步说,如果方证对应能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被掌握,并能用于治病,有什么不好?总比被四气五味、五运六气、奇经八脉,以及空泛玄奥的所谓病理病机折磨得死去活来,熬到白发苍苍,然后才能成才要好,还能适应社会的快节奏;也能让更多人投身于中医事业,更早地服务社会,有什么不好呢?
提倡方证对应会不会导致废医存药?
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有证才会有方,根据症状才能处方,怎么会导致废医存药?持肯定观点的人,多半对方证对应不够了解。这些人狂妄地认为,不经过各种复杂的所谓“辨证”,不把《内经》奉为圭臬,都不是中医。废医存药的危险,不是来自方证对应,而是来自对中草药的各种“现代”的、西化的应用,比如说石斛,认为铁皮石斛中所含的多糖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可以抗肿瘤,其中所含的鼓槌菲和毛兰素具有抗癌作用。如此用法,与方证对应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