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战场被划分为多个战区。多个战区司令们都重视中医药的作用。
阎锡山军中设中医
阎锡山是抗战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也是各长官中与中医渊源最深的一位。早在战前他主政山西时，就出资支持成立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办中医教育和中医医疗机构。
抗战中，阎锡山大力推动中医药进军队。他在军中设立中医治疗所，并说：“中医治疗所，我以为首脑部必须要拿最高的目的来改进整顿，以保障几千干部的安全。由首脑部作起，扩大开放至外边各部分，统统仿效。”并且说：“现在医务人员太缺乏，尤其会针灸的……我内外同志应多方访问保荐，我们不惜予以高的薪水与待遇。”他多次关注中药采购的事情，说：“中医治疗所应筹划一进步的办法，尤其对管理药一定要切实筹划购制贮存，不使因少了某几味药，使病人感到困难。”为了保证药材供应，他成立了中药供应社收购药材，还让战工会负责采购，“究竟什么药材，应规定出什么规格，并由战工会回去后将此事切实负责转告各战工分会，县府，递次传达到村，使人民彻底了解采药的好外，而能按照规格自动的采制，送中药供应社”，“战工会是替首脑部负责的，应就近鉴定药材，大量采购，以减少我们在外采购药材的消耗”（《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6辑）。他又成立中药制造社，认为可“减少抗战人员的痛苦，增加抗战的力量”，期望“确保今后药品的质好价廉，更进一步改良中药增进效用”（《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9辑下）。
阎锡山驻地里，有医务组，中西医并存。中医由张子仁负责。张子仁不但精医药，也注意食疗，他认为小麦具四气之精，为农作物中最佳者，但不如人参积蓄多年精中之精，因此主张吃面粉宜连麦皮一起吃，则四气之精尽收，有条件则宜适当吃人参。阎锡山一直按张子仁指导来养生，“阎按自身的生理条件防下湿病，常口噙老参数片，有个时期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以苍术、沉香”（李蓼源《阎幕琐记》）。
卫立煌治伤认亲家
1939年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作战，长官部设在洛阳。这时他的母亲患腰椎积压性骨折，下肢瘫痪，大小便不通，卧床不起。卫立煌十分心急，公务之余令副官寻求名医。副官便来找平乐正骨的郭灿若医生，xxmy.com不巧当时郭灿若外出不在。副官着急，于是郭的妻子高云峰代为前去出诊。当时郭灿若是平乐正骨的主要传人，而且思想开明，打破“传男不传女”之习，把医术传给了妻子高云峰。高云峰刻苦钻研，早就扬名于正骨医界，当时有“天下骨病一石，云峰能医八斗”之说。
高云峰去到卫府，发现府中已请了多位医生，都在切脉开方，卫立煌不认识高云峰，让她坐在一边。等送那些医生走后，才想起高云峰，去请她开方时，高云峰既不问病，又不切脉，提笔写了处方即离去。卫立煌一看处方书法不工，甚至药名也有别字，很不相信。他先让人抓那些医生们的药，不料十多天病情并无进展。卫立煌想起高云峰的方，让人姑且抓药试试，不料服后效果明显，很快好转，一段时间后能下床走路了。卫立煌惊喜之下，带着儿子登门前去拜谢。见高云峰正在为病人整复，未理会这位司令。卫立煌一直等到高云峰做完治疗，才上前诚心道谢，甚至让儿子拜高云峰为干娘，于是成了平乐正骨的“亲家”（王来超《郭灿若、高云峰轶闻轶事》）。
这件事虽无官方记录，但卫立煌的侄女沈荣英证实卫立煌与正乐正骨确实渊源不浅，她回忆卫立煌本人也得过救治：“我舅父卫立煌将军驻守洛阳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时，到前线视察，因汉奸告密，敌机轰炸，坐骑受惊，舅父落马跌伤左臂。当时有人推荐请洛阳附近的平乐正骨名医到司令部治疗，很快医好。事后，舅父时常称赞平乐正骨医术。”（慎廷凯《骨医神手名扬港澳》）
朱绍良专访国医馆
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驻扎兰州。1940年中，中央最高统帅部电令各地，因战争日益紧张，前方伤病员拥挤，需要往后方转移，但对各地后方医院的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要求各战区长官亲自检查并上报数据。
接到命令，副官们安排朱绍良视察兰州的84后方医院，朱绍良提出加入考察国医馆一项，即中央国医馆甘肃分馆。本来，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一直希望获得中医医政主导权，但后来被当局否决，中央国医馆和各分馆被定位为学术机构，不属于医政机构，很少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支持。朱绍良的安排出人意外。
考察当天，甘肃国医分馆馆长柯与参亲自迎接并汇报情况，其时国医分馆人员不足10人，除进行了一些中医药的研究改查工作外，主要设有门诊部，每天由两名医师应诊。“柯向朱汇报后，朱提出了两个项目，要国医馆认真研究，其一中药材代替西药使用；其二中西医结合治疗……朱对柯指出，抗战日益紧张，西药进口困难，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医药问题”（甄载明《回忆抗战初期朱绍良检查后方医院的概况》）。朱绍良还嘱咐柯与参和省卫生实验处及省属医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提出意见与实施办法，写成材料上报。
在近代，军队是最早引入西式医疗的。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派就认为西医外科技术更为优胜，1879年李鸿章在北洋部队中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所西医院。他在1894年奏设医学堂时说：“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这固然是事实，然而中医也有其所长，可以综合应用而非完全偏废。抗战使政府军政部门重新认识和采纳中医，朱绍良的谈话反映出这一情况。不过大多情况下，中医只是在后方医院参与救治。只有阎锡山例外，在军队中有专门的中医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