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创造”项之论，既秉承了前贤的理论观念，亦反映了明代用药经历。其内容触及药物机理的古今沿革，药物的主治成效及医治机制，药物成效效果及特色的剖析比较，药物配伍相须相使、相反相成，关于前人观念的正误予以剖析，剖析药物的毒性与运用忌讳等，关于中药理论的开展，以及临床运用均有重要意义。
剖析前人观念之正误
剖析前人论说药物观念的正误，纠正过错，示人以正确认识。
寒苦之药，不光使人不能长生，久则气增偏胜。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黄连记载根：“【创造】时珍曰：本经、别录并无黄连久服长生之说，惟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长生。神仙传载封君达、黑穴公，并服黄连五十年得仙。窃谓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久服，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其生发冲和之气乎？素问载岐伯言：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王冰注云：酸入肝为温，苦入心为热，辛入肺为清，咸入肾为寒，甘入脾为至阴而四气兼之，皆增其味而益其气，故各从本脏之气为用。所以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从火化也，余味皆然。久则脏气偏胜，即有偏绝，则有暴夭之道。是以绝粒服饵之人不暴亡者，无五味偏助也。又秦观与乔希圣论黄连书云：闻公以眼疾饵黄连，至十数两犹不已，殆不行也。医经有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之说。此虽大寒，其味至苦，入胃则先归于心，久而不己，心火偏胜则热，乃其理也。况眼疾本于肝热，肝与心为子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肾孤脏也，人患一水不堪二火。岂可久服苦药，使心有所偏胜，是以火救火，其可乎？秦公此书，盖因王公之说而推详之也。我明荆端王素多火病，医令服金花丸，乃芩、连、栀、蘖四味，饵至数年，其火愈炽，遂至内障丧明。观此，则寒苦之药，不光使人不能长生，久则气增偏胜，速夭之由矣。当以《素问》之言为法，陶氏道书之说，皆谬谈也。”
李时珍阐释指出，《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并无黄连久服长生之记载，只有陶弘景说道方久服长生。李时珍以为黄连是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当中病即止，久服可导致肃杀之令常行，克伐人的生发冲和之气。这以后，征引《素问》记载：五味入胃，各归所喜入，久而增气，物化之常理。气增而久，乃为夭亡之由。王冰注释：酸入肝为温，苦入心为热，辛入肺为清，咸入肾为寒，甘入脾为至阴，而四气兼之，皆增其味而益其气，故各从本脏之气为用。久服黄连、苦参，反而为热，从火而化，导致脏气偏胜。所以不吃食物而只服丹药的人不突然逝世是由于没有五味的偏助。又引《秦观与乔希圣论黄连书》记载：传说有人因眼病而服黄连，多至十多两。进而解析，医经中有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之说。黄连虽属大寒味苦，入胃则先归于心，久服则如以火救火。眼疾本于肝热，肝与心为子母联系。心属火，肝亦有火，而肾为孤脏属水，因一水不堪二火。久服苦药致使心气有所偏胜，乃是以火救火。由此阐明久服黄连之损害。明朝之荆端王素多患火病，医者予其服用金花丸，此药乃由黄芩、黄连、栀子、黄柏四味组成。服用达数年，其火病更加严峻，所以导致内障而失明。经过此例阐明寒苦之药，不光不能使人长生，久服则易使气偏胜导致病况加重。临床运用苦寒药应当以《素问》之言为原则。
陶弘景言前胡与柴胡同功，非矣。治证虽同，而所入所主则异。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前胡：“【创造】时珍曰：前胡味甘、辛，气微平，阳中之阴，降也。乃手足太阴、阳明之药，与柴胡纯阳上升入少阳、厥阴者不同也。其功长于下气，故能治痰热喘嗽、痞膈呕逆诸疾，气下则火降，痰亦降矣。所以有推陈致新之绩，为痰气要药。陶弘景言其与柴胡同功，非矣。治证虽同，而所入所主则异。”
李时珍将前胡与柴胡的功用进行了清晰区别，他指出前胡味甘辛，气微平，归于阳中之阴，其性降。乃是手足太阴、阳明之药，其与柴胡纯阳上升入少阳、厥阴不同。前胡功长于下气，故而能治痰热喘嗽，痞膈呕逆诸疾，因气下降则火降，痰亦随之为降。所以有推陈致新之功，提出前胡为痰气之要药。李时珍以为陶弘景说前胡与柴胡同功是不对的，二者医治证状虽有相同，但二药归经有显着差异。
补肺阿胶散用马兜铃，非取其补肺，乃取其清热降气。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八卷》马兜铃：“【创造】时珍曰：马兜铃体轻而虚，熟则悬而四开，有肺之象，故能入肺。气寒味苦微辛，寒能清肺热，苦辛能降肺气。钱乙补肺阿胶散用之，非取其补肺，乃取其清热降气也，邪去则肺安矣。其间所用阿胶、糯米，则正补肺之药也。汤剂顶用多亦作吐，故崔氏方用以吐蛊。其不能补肺，又可推矣。”
李时珍阐明，马兜铃体轻而中空，老练则果实悬而裂开，像肺的形状，故而能入肺。此论体现取象类比的思想。马兜铃气寒味苦微辛，寒能够清肺热，苦辛能够降肺气。宋代医家钱乙用补肺阿胶散，并非取其补肺之功，乃是取其清热降气的成效，邪热去则肺自安。其方中所用阿胶、糯米，则是其补肺之药。汤剂中运用马兜铃，其剂量大则引起吐逆，故而崔氏方用此以催吐蛊毒。故而能够推导出其不能补肺。李时珍清晰马兜铃清热降气的效果特色，关于临床运用具有指导意义。
重视药物的毒副效果及忌讳
重视药物的毒副效果，以及服用方法和忌讳，亦为创造项的重要内容之一。
用之不节，乃反成病。亦在用之有节。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葶苈：“【创造】时珍曰：甘苦二种，正如牵牛，是非二色，急、缓不同；又如壶芦，甘苦二味，良毒亦异。大略甜者，下泄之性缓，虽泄肺而不伤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易伤胃，故以大枣辅之。然肺中水气膹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行过用剂尔。既不久服，何至杀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葶苈愈胀，用之不节，乃反成病。亦在用之有节。”
李时珍阐释指出，葶苈子有甜苦二种，正如牵牛，有是非二种，其效果有急缓的不同。又如葫芦，有甜苦二种，甜者泄下之性较缓，泄肺而不伤胃；苦者泄下之性较急，泄肺一同易伤胃，故用大枣辅佐运用。然而肺中水气郁积喘息者，非此药则不能除。但水邪去除，就停止运用，不行超用剂量。不长时间服用也就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淮南子》记载：大戟能祛除水邪，葶苈子能治胀满，假如运用不控制，反而引起疾病。亦清晰指出，其运用的关键在于运用有控制。
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如《本草纲目·石部·第十卷》砒石：“【创造】时珍曰：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鼠雀食少数死；猫犬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着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此亦古者礜石之一种也，若得酒及烧酒，则腐朽肠胃，刹那杀人，虽绿豆、冷水亦难解矣。今之收瓶酒者，往往以砒烟熏瓶，则酒不坏，其亦嗜利不仁者哉？喝酒潜受其毒者，徒归咎于酒耳。此物不入汤饮，惟入丹丸。凡痰疟及齁喘用此，真有劫病立地之效。但须冷水吞之，不行饮食杯勺之物，静卧一日或一夜，亦不作吐；少物引发，即作吐也。”
李时珍阐释，指出砒石是大热大毒的药，其间砒霜的毒性最为峻烈。鼠、雀吃少数就能致死；猫、狗吃被毒死的鼠、雀也被毒死；人服一钱左右就可备毒死。然而宋人所著本草书记，没有特别阐明其毒性，由于这是古人所说的礜石的一种，若与酒及烧酒一同吞服，则腐朽肠胃，敏捷丧命，虽用绿豆、冷水也难解其毒。当今做瓶酒的商人，往往以砒烟熏酒瓶，则酒不坏。喝酒的人暗受砒霜之毒害，却将问题归咎于酒。临床上砒霜不入汤剂，仅仅入丹丸。凡患痰疟及齁喘用此药，确有手到病除的成效。但须用冷水吞服，且服药后不行再吃其他食物，静躺一日或一夜，也不吐逆吐；进食少数食物，则引发吐逆。
知病在何经何脏方可用之，若误投之则害深。《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七卷》芫花：“【创造】时珍曰：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泄湿，能直达水饮窠囊隐僻之处。但可缓缓用之，取效甚捷。不行过剂，泄人真元也。陈言三因方，以十枣汤剂为末，用枣肉和丸，以治水气喘急浮肿之证，盖善变通者也。杨士瀛直指方云：破癖须用芫花，行水后便养胃可也。好古曰：水者，肺、肾、脾三经所主，有五脏六腑十二经之部分。上而头，中而四肢，下而腰脚，外而皮裘，中而肌肉，内而筋骨。脉有尺度之殊，浮沉之别。不行轻泻。当知病在何经何脏，方可用之。若误投之，则害深矣。芫花与甘草相反，而胡洽居士方，治痰癖饮癖，以甘遂、大戟、芫花、大黄、甘草同用。盖欲其大吐以泄湿，因相反而相激也。”
李时珍指出，芫花、大戟、甘遂逐水泄湿，能直达水饮停聚躲藏之处，缓服取效很快。可是服用不行过剂，若过剂则泄人真元之气。陈无择《三因方》，用十枣汤各味药研为末，以枣肉和为丸，用治水气引起的喘急浮肿，其用归于长于变通之方法。杨士瀛《直指方》记载：破痞块须用芫花，祛除水邪后，即养胃，能愈。王好古说，水由肺、肾、脾三经所主，有五脏六腑十二经之部分，都能抵达。上而能达头部，中而散布四肢，下而能至腰脚，外而润泽皮裘，中而滋润肌肉，内而濡养筋骨。脉有尺度之各部，有浮沉之不同。不行容易运用泻利。当知其病在何经何脏，方可用之。若误投泻利，则损害很大。芫花与甘草相反，而《胡洽居士方》，医治痰饮积聚病证，以甘遂、大戟、芫花、大黄、甘草同用。原是要使其大吐以泄湿邪，因相反为用，而达敏捷泻利水邪的医治意图。
甘遂苦性泄，寒胜热，乃泄水之圣药。但有毒不行轻用。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七卷》甘遂：“【创造】宗奭曰：此药专于行水，攻决为用。元素曰：味苦气寒。苦性泄，寒胜热，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乃泄水之圣药。水结胸中，非此不能除，故仲景大陷胸汤用之。但有毒不行轻用。时珍曰：肾主水，凝则为痰饮，溢则为肿胀。甘遂能泄肾经湿气，治痰之本也。不行过服，但中病则止可也。张仲景治心下留饮，与甘草同用，取其相反而建功也。刘河间保命集云：凡水肿服药未全消者，以甘遂末涂腹，绕脐令满，内服甘草水，其肿便去。”
征引寇宗奭之说，以为甘遂专于攻下逐水。张元素解说，其味苦气寒，苦性泄下，寒性胜热，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乃是泄水之圣药。水结聚胸中，非甘遂不能祛除，张仲景大陷胸汤用甘遂。但甘遂有毒不行轻用。李时珍指出，肾主水，水凝集则为痰饮，溢于肌肤则为肿胀。甘遂能泄肾经之湿气，是治痰之本。但不行过服，宜中病即止。如张仲景治心下留饮，将甘遂与甘草同用，取其相反为用而获效。刘河间《保命集》记载：凡水肿病服药未能全消者，用甘遂末涂腹部，绕脐部用药填满，再内服甘草水，其水肿可消。
牵牛丸服，治大肠风秘壅结。不行久服。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八卷》牵牛子：“【创造】宗奭曰：牵牛丸服，治大肠风秘壅结。不行久服，亦行脾肾气故也。好古曰：牵牛以气药引则入气；以大黄引则入血。利大肠，下水积。色白者，泻气分湿热上攻喘满，破血中之气。震亨曰：牵牛属火善走，黑者属水，白者属金。若非病形与证俱实，不胀满、不大便秘者，不行轻用。驱赶致虚，先哲深戒。”
征引寇宗奭之言，服用牵牛丸，医治大肠风所造成的便秘壅结。但不行久服，因其有损脾肾之气。王好古解说，牵牛用气药为引药则入气分，用大黄为引药则入血分。牵牛通利大肠，能够下水积。其色白者，灰心分湿热，上于肺之喘满，且破血中之气。朱震亨说，牵牛属火，其性善行，黑丑属水，白丑属金。若不是病的症状与证候性质俱归于实，若无胀满、无大便秘，不行轻用。不然其驱赶邪气，攻伐而致虚，智者引以为戒。（钱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