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素问》皆由同一人完成，总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间。《灵枢》先撰成，《素问》后结集。作者出自汉官但却是私撰性质，有在国家藏书机构长期任职的经历。
•《灵枢》《素问》是一部总集的两个子集，其中一个子集名曰“素问”，而另一子集书名不详，问世后一直以“九卷”被称引，直到初唐有了钦定标准书名《黄帝针经》。《黄帝内经灵枢》之名出现于宋代。
•《灵枢》《素问》不仅在内容安排上有别，具体编撰方式也明显不同。《灵枢》定位于理论体系的构建，篇章间有很强的内在逻辑；《素问》乃医学文献整理之书。将这样的总体设计称作现代教科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前身不为过。
•解读经典路上指示错误的四个路标：不明作者编撰思想和编撰方式则未真懂；不破译全书的编写体例则尚未入门；不辨基本构成及文本的保真度则结论必错；不知医不明史则读古医经难入室。
传世本《灵枢》在唐代的法定书名为《黄帝针经》，现存所有版本的《灵枢》都源自宋元佑七年（1092年）高丽国所献《黄帝针经》。那么这部针经是怎样炼成的呢？这是今天我们正确校勘、解读和评价这部经典不能绕过却又十分棘手的问题。面前是一个个千年未解的谜团。
神秘的身世
面对一部不知年代、作者，连书名也不详的古籍，探索从何处入手？如能消解《灵枢》成书年代这块“坚冰”，其他的分歧很可能会迎刃而解，群疑冰释。
成书于汉代
关于传世本《灵枢》《素问》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分歧很多很大，但有一点似渐成共识：“非一时之文、非一人之书”。受早年做针灸古籍版本鉴定经历的启发，我设计出下面这个打破“坚冰”的思想实验：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是以唐以前各家文献为素材编辑的，假设此书在传抄过程中封面和自序都脱失了，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和成书年代，按照以往考察《灵枢》《素问》成书的思路来考察这部“三无”古医籍的年代，会得出什么结论？如将此书定为文献汇编性质，则可得出如下种种不同的判断：成书于先秦；成书于汉代；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成书于隋代；成书于唐代。于是最后得出一个调和诸说的“定论”——“此非成于一时出于一人之书”。可是如果丢掉这个成见，将此书设为成于一时的独立的中医临床诊疗全书，则很容易得出正确答案——成书于唐代，并可通过细密地考证进一步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成书年代区间。
通过这个思想实验，我们即可明白：今天考察《灵枢》《素问》的成书是指其编辑年代，而绝不是书中所采用的原始文献的年代。基于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层层细密地论证形成一条由五组内证和两项旁证组成的内外相合的证据链，得出了以下判断：《灵枢》《素问》皆由同一人完成或总成于汉代——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之间。二书同时酝酿编撰，而《灵枢》先撰成，《素问》后结集。
作者出于汉官
关于《灵枢》《素问》的作者，笔者新近的研究虽没能查明确切的姓名，却提取出了此人的“指纹”和“脚印”——该作者具备以下素质和条件：①有在国家藏书机构长期任职的经历，能坐拥刘向、李柱国整理的全部或大部医籍及相关非医文献。其主要的撰写活动当在其卸任或被罢免之后的若干年内完成；②有极高的理论构建能力、广博的天地人知识以及非凡的文字表达能力。
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作者出自汉官但却是私撰性质。其一，全书论治身、养生医家的话题常常置于帝王治国、治民之道的大背景下，论五脏、论针道、论用针、论五色、论针工、论治则常用帝王治民经国之道为隐喻；其二，全书以黄帝为主人公叙事，首篇在治民之道背景下展开，尾篇则在治官之道背景下结集，恐怕不是随意、偶然之笔，而是出于作者的精心设计。这样的书，不仅不大可能出自扁鹊、仓公、华佗这样的民间医生，甚至一般的医官也难以做到。
书名定于唐代
《灵枢》《素问》是由同一作者编撰的一部总集的两个子集，其中一个子集名曰“素问”，而另一子集书名不详，问世后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以“九卷”这一暂用名被称引。以往人们注意到《脉经》《甲乙经》序中皆以“针经”称引此书，笔者考察认为，此皆为后人所改，原书作“九卷”，故不能据此判定最晚在魏晋时此书已经有了专用的书名《针经》。
《灵枢》曾有专名为《黄帝针经》，见于以下三份唐代早期文献：唐永徽政府法令“医疾令”（651年）、《备急千金要方·序例》（650～658年）、《隋书·经籍志》（656年）。这部作者不明、书名不详，以“九卷”为名流传于世五六百年的医经，终于在初唐有了钦定的标准书名《黄帝针经》。
唐代确定的《黄帝针经》《黄帝素问》的标准命名方案，不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考量，都明显优于宋代出现的《黄帝内经灵枢》《黄帝内经素问》的名称。但《灵枢》已早为世人习用，故本文仍从俗沿用《灵枢》之名。
奇妙的设计
考察传世秦汉古籍发现这样的规律：一部作品能不能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明确而切当的目标定位固然重要，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呈现目标的方案设计。
《灵枢》不可能从天而降，作者的编撰思想也不会凭空产生，一定是在前人已经探索取得成功经验之上的再创造。种种证据表明，《灵枢》《素问》作者在许多方面受到西汉中期《淮南子》的启迪，而其实现对前人的超越和对后世的垂范正是在于独辟蹊径的实施方略和周密细致的落地方案。
百虑一致，先立针经
从《汉书·艺文志》“医经类”可知，流传于汉代的各家医籍，经刘向、李柱国的整理已有三家七经之多，在汉代文化大一统的背景下，《灵枢》作者确立了 “杂之毫毛，浑束为一”，构建融合百家成一统的医学体系的编撰总目标。并将实现这一总目标的路径定位于“道”，所谓“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 这两步选择都不难，皆不出《淮南子》的设计思路，最难的抉择在于确定“道”的起点——合百家之说于一统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作者为此付出极大的精力并细密地求证，借黄帝之口在《灵枢》的许多篇章一遍遍与重臣岐伯反复讨论、推敲，最终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定位于“血气”。
一旦“血气”被确定为理论体系的起点，则当时条件下“针”便成为载道、体道的不二选择，于是“先立针经”的目标随之而定。作者在全书开篇《九针十二原》以坚定的口气写到“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
目标很明确，作者要创作一部“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的针经。至于为什么在当时条件下无法选择方药而只能选择针灸作为医学体系的承载和落脚点，限于篇幅不在本文展开。
作者“百虑一致”“万殊为一”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于五帝中以黄帝名立说；于五方中以中央为统；五行说中立“今文说”为正；整合不同时期各家刺法形成针具及刺法标准曰“官针”；总结新旧针刺诊疗经验而成诊疗规范曰“刺节”；定经络之数为二十七，经脉十二，络脉十五，统一经脉之循行路线、对接方式、主治病症；统一“脏”“腑”定义，确立五脏为“心肝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等。
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脉诊新立“人迎寸口脉法”；经络学说的创新最多、力度最大、影响也最大。主要有以下几点：借助“营卫”概念以及人迎寸口脉法的支撑，将经脉由原先的向心循行改为阴阳表里相贯的循行模式；借助“经别”及脏腑“相合”概念，原本行于表的六阳经得以入行于里属络脏腑，从而实现“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的经脉连环。在具体循行路线的修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最新的解剖发现，在足太阳脉中添加通于脑的循行主干，这一笔之加意义非凡，在《灵枢》多篇中皆有阐发；在五行学说，创立“至阴”新概念与“土”“黄”“脾”相配属，使四时、五脏得与五行建立关联，并最终用“长夏”概念取代前人“季夏”说，构建名实相谐的五脏、五时、五方的五行系。
这些整合与创新使得《灵枢》的性质清晰呈现，即要创作一部医学体系构建之作，而不是医学文献整理之书，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内经》有本质的不同。
通约两道，同异并行
《灵枢》之前，前人已经提出了“百虑一致”的著述目标，并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做出成功的示范。但前人的实践只在同一书中处理“同异”，最终达到的往往是大打折扣的“百虑一致”。例如《淮南子》兼容并包各家之说，对某些无法兼容的对立观点尽力调和，使之能够共存于一书。结果是“求同”与“存异”皆难如意，也没能真正构建出一个自洽和谐的统一体系。《灵枢》作者独辟蹊径，巧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难题。细察传世本《灵枢》《素问》篇目设置，发现有如下规律：
1.医学理论体系（如气街学说、经络学说、经筋学说、营卫学说、三焦学说等）皆在《灵枢》；而有关针道的解释、修炼、应用，以及非主流的各家诸说别论多在《素问》。
2.主流的学说、诊法、输穴、刺法、治法在《灵枢》，而非主流的各家学说、诊法、刺法、治法在《素问》。
3.刺法标准、治疗大法集中在《灵枢》；具体的临床应用多在《素问》。
4.作者新立的学说，如营卫循环说，阴阳相贯、周而复始、如环无端之经脉循环等内容在《灵枢》论述。人迎寸口脉法的构建、完善和论证也在《灵枢》。
如此定位，有主有次，有详有略，既突出了理论创新之简明，又兼顾了临床应用的实用性和资料性，最大限度实现了“论道求同”“言术存异”的双重目标。“存异”主要体现于：新立人迎寸口脉法于《灵枢》，完整保存三部九候旧法于《素问》，这也是作者所存的最大尺度之“异”；立经脉标准于《灵枢》曰“经脉”，存经脉别说于《素问》曰“经脉别论”，其藏象学说、阴阳学说的异说别论也皆立专篇存于《素问》；立背腧标准在《灵枢》，存背腧别说在《素问》等。
《灵枢》《素问》不仅在内容安排上有别，具体编撰方式也明显不同，《灵枢》的定位在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故篇章之间有很强的内在逻辑，常常是相关概念、原理在前篇已有论述，在后篇或直接引用，或进一步补充，这些篇章如果不合起来看，则很难解读。例如《刺节真邪》与《五禁》；《阴阳二十五人》与《通天》；《阴阳二十五人》与《五音五味》等篇关联之紧密几乎不能分开。最典型的实例为《经脉》篇，是通过《营气》《五十营》《经水》《脉度》《禁服》《经别》《营卫生会》《逆顺肥瘦》诸篇的层层铺垫，最终成篇，如不读相关篇章就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经脉》。
如以汉代总集之下子集分“内”“外”传统，则《灵枢》可视作内篇，为理论体系构建之作；《素问》视作外篇，为临床应用和参考资料性质，内篇主求同，外篇主存异，二者体用相合为一部完整的医经。将这一巧妙的设计，称作现代教科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前身并不为过。
在《灵枢》之前，古人已知著书立说有“博”“约”两途；只是前人眼中只能二选一，或博或约，不能既博又约。且以往著书立说多走《淮南子》所示范的“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的博通之路。《灵枢》作者在处理这一两难选择上又独辟蹊径，通过先博后约的方法在同一书呈现出“博”与“约”两条路径：即先以“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方式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求通达；再从中提炼精要，简约成九篇冠于卷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简约过程是一个再创造、再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裁剪提要”。将这种巧妙的设计称作现代教科书“总论”“各论”模式的雏形实不为过。
素材有三，两种用法
已有学者指出，传世本《灵枢》《素问》可能采用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全部七部医经。笔者考察进一步发现，编撰《灵枢》《素问》素材有三个主要来源：其一，医家文献以三家七经为主体；其二，医家之外的诸家相关文献；其三，《灵枢》《素问》结集时作者新发现的素材文献。
关于医家之外文献的采用，主要取材于《汉书·艺文志》 “易”“阴阳家”“五行家”“杂家”等相关诸家文献。据现有材料可以确定的有两点：其一，《素问·脉解》通篇皆用“十二消息卦”解说六经脉候（《灵枢》也有直接或间接引用）。已知“十二消息卦”是西汉晚期由孟喜创立，一种新学说出现应当首先用于本领域，随着影响力不断增大才可能被应用于其他领域，故从时间上看该学说只能由《灵枢》《素问》作者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孟氏京房》十一篇引入医书；其二，《素问》《灵枢》取材于《淮南子》（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淮南内》二十一篇）处颇多，该书治国用人之论，阴阳五行之说，在《素问》《灵枢》皆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关于《灵枢》采用最新的解剖学资料也是一件极难考定的事，所幸《灵枢·大惑论》篇首记载了一首非常详细的医案，有明确的地点和大致的时间节点——西汉梁孝王的东苑清泠台。医案对病症及诊疗的细节描述形象入微，且黄帝是以第一人称描述，极有可能是汉代某位帝王或名人的真实病案，能写到书中一定是其去世若干年后；而医案中详细描述的脑神经结构与功能的知识，最有可能取自西汉王莽时的人体解剖实验，这两个时间节点也正好吻合。根据这一明确的线索，可以推知《海论》《经脉》《寒热病》《卫气》《动输》等篇有关脑神经及功能的论述皆取材于相同的素材。此外，《肠胃》《平人绝谷》关于胃肠的解剖数值亦当取材于最新的解剖资料。
《灵枢》与《素问》在采用文献的新旧上有不同，在素材引用方式上也有明显的区别：《灵枢》主要是按照作者确立的理论框架，以新旧素材创编新篇章；《素问》则较少改编，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献的旧貌。通过论文与原始素材的比对，可以清楚看出：《灵枢》是以“撰”为主，《素问》则以“编”为主。作者体现在《素问》中的“存异”不仅是存异说，更存异说之旧貌。从《灵枢》用过的某些原始素材仍完整保留在《素问》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作者有很强的文献保存意识。
赏佳篇思过失
佳篇析首尾
选取一个具体实例分析作者布局谋篇上的精妙之笔，可能会给读者更直观、更深刻的印象。限于篇幅，以下选取全书的首篇和尾篇两篇，仅就篇首设计作简要解读。原书的首篇即传世本《灵枢》的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尾篇为第七十三篇《官能》。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请言其道。（《九针十二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矣，不可胜数，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余司诵之，子听其理，非则语余，请其正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请听圣王之道。（《官能》）
开篇是黄帝问道，岐伯讲道；结尾篇则说黄帝对所学之“众多”针道已然融会贯通并加整理“以为一纪”，对岐伯讲道，岐伯则“稽首再拜”，恭听“圣王之道”。
开篇给出的针道定义为“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结尾篇作“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论”，皆聚集于“血气”，落脚于脉输“血气出入之会”。
开篇和结尾所论载道之术完全相同，皆为针对血气之输的毫针虚实补泻调经法。
开篇黄帝欲“先立针经”的目的在于“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尾篇则重申立针道为“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并说“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点明“为之经纪”的《针经》已然确立，与开篇呼应丝丝入扣。经纪既立，再立传承之规：“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并以何以知“得其人”之问引出“官能”之论，给追求针道的读者留下无穷的回味和深深的思索，堪称全书完美绝妙的“点睛”之笔。
在表现手法上，开篇每用“凡”字启首，“毕”字结句，如“凡用针者”“凡将用针”“凡二十七气以上下”“凡此十二原者”；“针道毕矣”“九针毕矣”“针害毕矣”“刺之道毕矣”等。在结语篇也如法运用，首尾相合如一。
面对这样前呼后应浑然一体的设计，“非一时之作非一人之书”“论文集”之类的成见再难立足。
顺便说，结尾篇《官能》下半部分论“官能”有取材于《淮南子》，引经“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之“得其人”“非其人”乃《淮南子》论君主用人之道的常用语，具体论七类人之任用句式与《淮南子·主术训》如出一辙，甚至连篇名“官能”也典出《淮南子》 “官胜其任，人能其事”。作为最能体现《灵枢》成书年代的结尾篇后半部论“官能”，不论是取材、引经还是篇名都明显受到《淮南子》的影响，又知《淮南子》成书后即被打入冷宫，直到西汉后期才解禁，此也是《灵枢》结集年代不早于西汉晚期的一个内证。
如果单从《灵枢》这两篇绪篇和尾篇的设计来看，堪称完美。而从全书的整体设计而言，较之《淮南子》缺少了一篇点睛之妙的后序。
过失论古今
正因为缺失了论全书设计的后序串连，传世本《灵枢》不仅出现结尾篇的错位，而且其他篇的错乱及经文的人为误改也多与此有关。例如《灵枢·病传》与《素问·标本病传》本是论文与素材的关系，后人不察，常常以此律彼，随意妄改妄注，宋代新校正诸医家、明代楼英等一流高手在此问题上皆失手。如果说连这样一流高手倾心十数年于《灵枢》，依然纷纷失手，那么今天我们的《灵枢》探索之路如何才能少走弯路？十多年前当我决定踏上此路时，已经意识到解读《灵枢》最怕的不是没读懂，而是自以为读懂了实则根本没懂。既然这条路上找不到正确路线的路标，那就必须要找到错误路线的坐标，这样当自己偏离正确路线时才能及时察觉并探索新的路线。早年读《甲乙针经》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是明晰了解读经典路上指示错误的四个路标：
1.不明作者编纂思想和编纂方式则未真懂。不达此条，不仅不能正确理解原书，且不具评价或整理古医经的资格。王冰之所以对《素问》编次及文字做出大尺度的误改，根本在于未解原作者的编纂思想，不明《素问》一书的编纂方式。
2.不破译全书的编写体例则尚未入门。王冰正是因不明《素问》篇名的命名体例而妄改篇名、重编文字，对原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3.不辨基本构成及文本的保真度则结论必错。越是早期的经典，越是流传广的古籍，其构成就越复杂，文本的失真度也越大，如不辨构成，不校文字，常常误以后人增补的文字或错误的文本作为考察原书原作者的思想，得出错误结论而不自知。
4.不知医不明史则读古医经难入室。这原本是解读古医经一个最紧要也最醒目的警示路标，然而却被关注最少。结果许多探路者都在这一“事故多发”路段不明不白地纷纷失足。
十多年来，我正是凭借上面四个示错路标，一次次试探反推出解经的正确方向，一路峰回路转，刚刚从山重水复的迷茫中走出一线柳暗花明的路，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及新发现的问题在吸引着我不断前行。随着《黄帝内经》成功进入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医人，应当更加努力深入研究，发掘其内含的恒久价值，为世界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黄龙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