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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对命门学说有独到 创方剂“八阵” 重元阴元阳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一位把熟地黄使用得出神入化的名医,并因此获得“张熟地”的称号,此人便是明代医家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原名张介宾,字会卿,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医学家,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等经典著作,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对命门学说有独到见解
 
张景岳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其父张寿峰曾为定西侯门客,是位精于文理又通医术之士。张景岳自幼随父亲学习,诸子百家、医经典籍无不涉猎。张景岳14岁跟随父亲游于京师,师从京城名医金梦石,尽得其传。张景岳生性豪放,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壮年从戎,游历北方,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大有豪迈一生之感。在数年从军却无所成就之后,张景岳的壮志被消磨殆尽,便解甲归田。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张景岳潜心于医道,深研经典,名噪一时。
 
“命门”一词源于《内经》。一直以来,关于“命门”的位置、形态和功能,晋唐医家各抒己见。直到明清时期,“命门学说”兴起,围绕着命门的观点逐渐丰富。张景岳明确提出命门即“子宫”。不过,这里的“子宫”并不是孕育胎儿的子宫,而是男精女血所藏之处,是生命之源,是男女生殖功能的统称。
 
张景岳认为,命门的实质为人身之太极,是人体生命的本原,其生理功能有二:一是命门为精血之海,水火之宅,寓有元阴元阳,为五脏六腑之本;二是命门系人身之门户。张景岳极大地推动了命门学说的发展,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命门病理上多表现为真阴虚损、命门火衰,治疗上倡导“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精中生气”“气中生精”,创制了左归丸、左归饮、右归丸、右归饮等系列命门病主方。
 
张景岳重视“命门”深受宋明理学“太极”学说的影响。他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在《类经图翼·太极图论》中写道:“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命门就是人身中的太极,是人体生命的本原。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阴阳即水火,故命门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元气之根”,是人身性命之本。张景岳提出:“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此为人体各脏腑阴阳之根本,对维持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命门病的治疗,张景岳强调一个“补”字,尤其注重调补肾与命门。他的水火命门观,将中医学的阴阳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太极到两仪阴阳,又从“先天无形之阴阳”,再化生为“后天有形之阴阳”,以元阳之火论功能,以元阴之水论气血津液和脏腑,以水火之关系,体现了阴阳互根和阴阳的对立制约。
 
创方剂“八阵” 重元阴元阳
 
八阵,是张景岳创立的中医方剂八类方阵,这个词听起来不像中医术语,反倒像行军打仗的词汇。的确,早年的从军经历使得张景岳擅长兵法,行医后,他把兵法中的思想巧妙地运用到治病当中。他认为用药如用兵,以药御敌需要把各种药物依照不同原则组合起来,就像用不同的方法排兵布阵。他把不同的组方原则总结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其中前人成方称为古方八阵,张景岳自创的方剂称为新方八阵。他认为只要布阵得当,自然能破解病魔的各种攻击。新方八阵的组方常常因为临床疗效好而被后人称道。
 
擅长创新的张景岳,不仅于方剂学有独到之处,在阴阳学说方面也有新论。在金元时期以及明初,医家多推崇刘完素的寒凉攻下之法、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观点。但张景岳提出了“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他认为阳气决定人之生死,对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得一息真阳。”张景岳认为黄柏、知母等一类苦寒之药易伤阳气,不可滥用。这一认识对于“温补派”治法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张景岳在重视阳气的同时,也强调真阴的重要地位,他注重温补精血,提倡阴阳一体。作为中国明代的医学大家,张景岳对阴阳的理解和认识有其独特之处,他重视阴阳互根互用理论,对中医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中医问诊“十问歌”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这就是每个学中医的人都曾熟背的“十问歌”。“十问歌”是怎么来的呢?
 
以上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十问歌”,是清代医家陈修园整理完成的,但这并非他的原创,而是在张景岳的“十问歌”基础上加以修订的。张景岳《景岳全书·传忠录·十问篇》载有:“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这才是最早的“十问歌”。
 
中医诊断疾病通过“望、问、闻、切”四诊进行。其中问诊是医生了解病情,收集临床资料的最基本手段,在四诊中占有突出位置。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诊治经过,患者的自觉症状、既往病史、生活习惯、饮食嗜好等,只有通过问诊才能获得。而这些资料往往是医生分析病情、判断病机、辨别证候的基本依据。尤其是在某些疾病的早期,患者仅有自觉症状而尚未呈现客观体征时,医生只有通过问诊才能抓住重要线索,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问诊必须通过医患间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医圣张仲景就有“问诊不厌其详”的说法。那该如何“不厌其详”呢?医生问诊时要问及患者就诊时所感到的一切痛苦和不适,以及与其病情相关的全身情况,这就是“问现在症”。现在症状是当前病理变化的反映,是诊病、辨证的首要依据。“问现在症”的范围广泛,内容较多。为便于医学生记忆,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开卷的《传忠录》中编写了“十问歌”,并进行了详细解释,指出问诊是“诊病之要领,临证之首务”。
 
后人对张景岳“十问歌”进行补充和修改,使其更适用于临床。虽然张景岳原创的“十问歌”最后两句——“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勿招怨”被删去了,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这句意思是,当疾病信息采集完成后,即便觉得成竹在胸,也要把握分寸,不能妄夸海口,因为疾病本身之外的情况亦需考虑到,如患者的生活习惯、性格、心情、对医生的信任,还有各种“人情”,即“病人之情”“傍人之情”和“同道人之情”,均会影响到治病效果。故张景岳说:“此虽曰吾尽吾心,非不好生,然势有不我出者,不得不见几进止,此明哲之自治,所必不可少也。”
 
“十问歌”构思精妙,言简意赅,易于记忆,基本涵盖了临床问诊的重点,对后世影响很大。(黄英华 梁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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