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一位把熟地黄使用得出神入化的名医，并因此获得“张熟地”的称号，此人便是明代医家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原名张介宾，字会卿，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医学家，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等经典著作，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对命门学说有独到见解
张景岳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其父张寿峰曾为定西侯门客，是位精于文理又通医术之士。张景岳自幼随父亲学习，诸子百家、医经典籍无不涉猎。张景岳14岁跟随父亲游于京师，师从京城名医金梦石，尽得其传。张景岳生性豪放，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壮年从戎，游历北方，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大有豪迈一生之感。在数年从军却无所成就之后，张景岳的壮志被消磨殆尽，便解甲归田。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张景岳潜心于医道，深研经典，名噪一时。
“命门”一词源于《内经》。一直以来，关于“命门”的位置、形态和功能，晋唐医家各抒己见。直到明清时期，“命门学说”兴起，围绕着命门的观点逐渐丰富。张景岳明确提出命门即“子宫”。不过，这里的“子宫”并不是孕育胎儿的子宫，而是男精女血所藏之处，是生命之源，是男女生殖功能的统称。
张景岳认为，命门的实质为人身之太极，是人体生命的本原，其生理功能有二：一是命门为精血之海，水火之宅，寓有元阴元阳，为五脏六腑之本；二是命门系人身之门户。张景岳极大地推动了命门学说的发展，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命门病理上多表现为真阴虚损、命门火衰，治疗上倡导“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精中生气”“气中生精”，创制了左归丸、左归饮、右归丸、右归饮等系列命门病主方。
张景岳重视“命门”深受宋明理学“太极”学说的影响。他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在《类经图翼·太极图论》中写道：“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命门就是人身中的太极，是人体生命的本原。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阴阳即水火，故命门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元气之根”，是人身性命之本。张景岳提出：“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此为人体各脏腑阴阳之根本，对维持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命门病的治疗，张景岳强调一个“补”字，尤其注重调补肾与命门。他的水火命门观，将中医学的阴阳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太极到两仪阴阳，又从“先天无形之阴阳”，再化生为“后天有形之阴阳”，以元阳之火论功能，以元阴之水论气血津液和脏腑，以水火之关系，体现了阴阳互根和阴阳的对立制约。
创方剂“八阵” 重元阴元阳
八阵，是张景岳创立的中医方剂八类方阵，这个词听起来不像中医术语，反倒像行军打仗的词汇。的确，早年的从军经历使得张景岳擅长兵法，行医后，他把兵法中的思想巧妙地运用到治病当中。他认为用药如用兵，以药御敌需要把各种药物依照不同原则组合起来，就像用不同的方法排兵布阵。他把不同的组方原则总结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其中前人成方称为古方八阵，张景岳自创的方剂称为新方八阵。他认为只要布阵得当，自然能破解病魔的各种攻击。新方八阵的组方常常因为临床疗效好而被后人称道。
擅长创新的张景岳，不仅于方剂学有独到之处，在阴阳学说方面也有新论。在金元时期以及明初，医家多推崇刘完素的寒凉攻下之法、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观点。但张景岳提出了“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他认为阳气决定人之生死，对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得一息真阳。”张景岳认为黄柏、知母等一类苦寒之药易伤阳气，不可滥用。这一认识对于“温补派”治法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张景岳在重视阳气的同时，也强调真阴的重要地位，他注重温补精血，提倡阴阳一体。作为中国明代的医学大家，张景岳对阴阳的理解和认识有其独特之处，他重视阴阳互根互用理论，对中医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中医问诊“十问歌”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这就是每个学中医的人都曾熟背的“十问歌”。“十问歌”是怎么来的呢？
以上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十问歌”，是清代医家陈修园整理完成的，但这并非他的原创，而是在张景岳的“十问歌”基础上加以修订的。张景岳《景岳全书·传忠录·十问篇》载有：“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这才是最早的“十问歌”。
中医诊断疾病通过“望、问、闻、切”四诊进行。其中问诊是医生了解病情，收集临床资料的最基本手段，在四诊中占有突出位置。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诊治经过，患者的自觉症状、既往病史、生活习惯、饮食嗜好等，只有通过问诊才能获得。而这些资料往往是医生分析病情、判断病机、辨别证候的基本依据。尤其是在某些疾病的早期，患者仅有自觉症状而尚未呈现客观体征时，医生只有通过问诊才能抓住重要线索，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问诊必须通过医患间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医圣张仲景就有“问诊不厌其详”的说法。那该如何“不厌其详”呢？医生问诊时要问及患者就诊时所感到的一切痛苦和不适，以及与其病情相关的全身情况，这就是“问现在症”。现在症状是当前病理变化的反映，是诊病、辨证的首要依据。“问现在症”的范围广泛，内容较多。为便于医学生记忆，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开卷的《传忠录》中编写了“十问歌”，并进行了详细解释，指出问诊是“诊病之要领，临证之首务”。
后人对张景岳“十问歌”进行补充和修改，使其更适用于临床。虽然张景岳原创的“十问歌”最后两句——“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勿招怨”被删去了，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这句意思是，当疾病信息采集完成后，即便觉得成竹在胸，也要把握分寸，不能妄夸海口，因为疾病本身之外的情况亦需考虑到，如患者的生活习惯、性格、心情、对医生的信任，还有各种“人情”，即“病人之情”“傍人之情”和“同道人之情”，均会影响到治病效果。故张景岳说：“此虽曰吾尽吾心，非不好生，然势有不我出者，不得不见几进止，此明哲之自治，所必不可少也。”
“十问歌”构思精妙，言简意赅，易于记忆，基本涵盖了临床问诊的重点，对后世影响很大。（黄英华 梁永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