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医药白皮书的印发以及中医药法的颁布， 中医药在 “一带一路” 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全世 界对于中医药的重视和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作为中医药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 名医验方等 亦不断发挥着其独特优势。 本文所指名医主要系国 内享有盛誉的名中医， 他们代表着中医药学术思想 和临床实践的最高水平， 他们一般临证数十载， 且多 家世业医， 对中医个体化诊疗方法掌握精准而熟练， 往往对某些疾病的防治有着独到的经验和体会 [1] 。 名医验方则主要是指上述名中医在中医药理论的指 导下， 通过长期临床实践验证而形成的具有明确疗 效的中医验方 [2] ， 可以说名医验方通常体现了名医的 学术思想、 诊疗技术特点以及组方遣药经验等多方 面要素， 具有极强的知识内涵和丰富的转化应用价 值。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名医验方所蕴含的价值和内 涵进行深入探讨， 使之得到充分挖掘和应用。 鉴于 此， 我们尝试从理论、 临床、 产业以及教育等角度， 阐析名医验方的综合价值。
名医验方是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关键载体 中医理论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 它来源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 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3-4] 。 中医在实 现其临床医学价值的同时， 不断补充和完善着中医文 化内涵， 而中医文化背景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便总结 产生出独特的中医基础理论 [5] 。 中医理论主要包括阴 阳五行学说、 藏象学说、 气血学说、 经络学说、 病因 病机、 诊法、 预防与治则等， 这些理论均与传统文化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中医理论能够有丰富的内容和 完整的体系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漫长的发展时 期， 与理论载体以及当时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这其中名医验方就是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一种关键载体。 名医每次临证的选方用药， 一方面是在既有的中 医理论指导下完成， 另一方面又是面对不同患者、 证 候的一次全新思考， 每一张药方都蕴含着自身对中 医理论理解与应用的思辨历程， 通过药方可以直接 或间接地了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思维， 发现其 可取和创新之处。 如， 程海波团队在系统总结分析国 医大师周仲瑛教授的肿瘤临床病案及其诊疗验方基 础上， 形成了癌毒病机的辨治体系， 产生了 “抗癌祛 毒、 扶正祛邪” 的肿瘤基本治则， 以及 “清热解毒、 化痰祛瘀、 益气养阴” 的肿瘤基本治法 [6-7] 。 陈莞苏 等 [8] 对190首治疗2型糖尿病的名医验方配伍规律进 行研究， 通过病证结合、 审证求机， 提出了2型糖尿病 的共识病机特点及其病机复合、 转化规律。
历史上不同的发展时期， 即有不同方书问世， 如 第一阶段有 《黄帝内经》 ， 记载13首方剂， 奠定了方 剂学的理论基础； 《五十二病方》 ， 载方283首， 是我 国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伤寒杂病论》 ， 载单方113首 和复方245首， 融理法方药于一体， 被尊为 “方书之 祖” 。 第二阶段有孙思邈的 《备急千金要方》 与 《千金 翼方》 ； 《外台秘要》载方6 000余首， 乃集唐以前方 剂之大成； 宋代的 《太平圣惠方》 《圣济总录》 《太平 圣惠和剂局方》 ； 金代成无己的 《伤寒明理论》 ， 系我 国第一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专著； 刘完素的《宣 明论方》； 张从正的《儒门事亲》； 李东垣的《脾胃 论》 ； 朱震亨的《丹溪心法》等。 第三阶段有明代周 定王朱橚等编纂的《普济方》 ， 以及清代的《汤头歌 诀》等 [3] 。 回顾评价这些方书的作用和地位， 它们亦 使得每个历史时期中医理论的临床应用， 能以药方 形式得以保留和传承， 不仅为中医理论继承提供现 实依据， 而且为中医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有效来源。
名医验方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工具
中医学之所以能相传数千年而生生不息， 特别是 在现代医学占据了医学主要阵地后， 仍能顽强存在并 发展下去， 正是因为其核心在于临床实践， 生命力在于 临床疗效。 作为中医特有的诊疗模式， 辨证论治在中 医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是每位中医师的立 身之本。 辨证是指面对患者首先通过 “四诊” 与 “八纲 辨证” “气血津液辨证” “脏腑辨证” “六经辨证” “卫 气营血辨证” “三焦辨证” “经络辨证” 等进行全方位 辨证，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 ， “三观” 互动， 将所收集的 个体信息， 运用中医理论与方法， 归纳分析疾病的证 候、 证型、 症状以及病因病机。 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结 果， 遵循一定治疗原则， 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和方药 [9] 。 辨证与论治两个过程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 辨证为 论治提供依据， 论治是辨证的效果验证。
从实际的临床实践看， 名医验方往往在中医临 床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医生在辨 证论治阶段， 通过尝试名医验方或加减方， 如果辨证 准确， 则疗效显著， 同时成为治疗方案； 反之， 则疗 效甚微， 就需要重新对患者辨证， 调整方药。 如刘文 等 [10] 总结了在眼科临床上， 诸位名医以逍遥散为基 础进行辨证论治， 进而加减化裁， 形成了完整的疾病 治疗思路和若干临床固定方剂。 由此可见， 名医验方 在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中， 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联系辨 证与论治阶段的纽带， 缺少这个重要工具， 中医辨证论 治的诊疗模式有时将无法有效落在实处， 甚至会适得 其反， 将中医药相关的学术理论视为虚妄的玄学 [11] 。 所以， 在中医辨证论治和临床实践过程中， 应重视并 适时运用名医验方， 因为它能使中医药理论在临床实 践中， 在患者身上变得更加直观和异常灵动， 对于我 们学习应用中医药知识， 提升临床疗效大有裨益。
名医验方是药物开发利用的有效源泉
名医验方蕴含着一定的中医诊疗思维， 具有可靠 的中医理论支撑， 特别是针对某些疾病有其独特的防 治效果， 这就为名医验方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奠定了扎 实基础。 《中医药法》第三十条指出： “生产符合国家 规定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 在 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 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资料。 古代经典名方， 是指至今仍广泛应用、 疗效确 切、 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古代中医药典籍所记载的 方剂” 。 以及第三十九条强调： “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对 中医药古籍文献、 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 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 研究和利用。 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 的中医药文献、 秘方、 验方、 诊疗方法和技术” 。 这些 法律条文都反映出国家为名医验方的药物开发利用提 供了制度保障， 将使得名医验方在较短的时间内容易 实现更大范围地应用， 进而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客观地讲， 虽然名医验方开发成新药确实存在 系统性方法和技术问题， 但是相对于西药研发， 名医 验方的开发利用具有其自身的先天优势， 它的临床 效果是经过长期临床验证的， 药效已经在患者身上 得到切实反映， 比实验室研究产生的体内外数据更 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因此对于名医验方的开发利 用， 不仅容易为企业带来巨大利润， 能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提供保障， 甚至可以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 进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 利用好名医验方并非拘泥于 古人之方无所变化， 来应对临床上所见疾病； 而是学 习总结古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思维与原则， 并加以 加减变化或调整剂型， 应用在符合自己所治疾病之 上， 方能显效。 如果泥于古人之方， 那么药物开发和利用将受影响， 甚至难有新药的问世， 因为面对社会 不断发展所产生的新疾病谱， 以及个体差异， 再有效 的古人之方也无法一直发挥其疗效。 正如清朝费伯 雄所著《医醇剩义 ·同病各发》中记载： “师古人之 意， 而不泥古人之方， 乃为善学古人 ” 。 如温病学派的 代表人物叶天士和吴鞠通， 如果当时只知师仲景之 伤寒， 那么也不会有温病学说产生， 在当时瘟疫流行 的年代也不知会有多少患者因诊治不当而丧命。 所以 传承精髓、 与时俱进， 以疗效为准绳非常重要。 举例 而言， 天津200多年的 “卫药” ， 其精品方源多来自历 代名医验方， 后经组方调整或剂型改造， 一方面增强 了疗效， 一方面便利了患者服药， 形成了一批天津现 代中成药骨干品牌 [12] 。 所以说我们只有立足于临床实 际， 坚持承古而不泥于古， 才会使名医验方拥有长久 的生命力， 活跃在临床前线， 以达到不断防治新的疾 病之目的， 进而不断为药物研发提供新的方向和依 据， 使名医验方真正成为药物开发利用的有效源泉。
名医验方是中医药知识转移的可靠媒介
从古至今， 中医师承教育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 要方式，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许多名 医大家皆有接受师承教育的经历， 如扁鹊师承长桑 君， 其学又传于子仪、 子阳、 子豹等； 公乘阳庆传其 学于淳于意； 张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 后传其学于 卫汛等。 此外历史上很多中医学派、 流派的形成也是 源起师承教育模式， 如刘完素-罗知悌-朱丹溪-刘叔 渊的河间学派； 张元素-李杲-王好古、 罗天益的易水 学派等 [13] 。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 通过跟师临诊、 口传 心授， 老师将基本理论、 临床特色、 独特技法等传承 给学生， 学生在抄方侍诊中， 通过亲身体会， 学习老 师的临诊思维、 方药法度， 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 成为中医学术源远流长的主要途径。
由此可见， 名医验方是中医师承教育中， 实现知 识转移不可或缺的媒介， 它体现了名医辨证论治的过 程， 蕴含其辨病角度和方药原则， 是中医药师承人员 必须了解掌握的重要内容， 它是沟通老师思想与学 生思维之间的桥梁。 当前， 很多中医药初学者对一些 中医药基本概念觉得晦涩难懂， 比如 “上火” “寒包 火” “阳虚” “肝郁气滞” 等， 这些问题反映了基本中 医药知识和思维能力的群体性缺失， 究其原因是中 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流失， 现代人了解和学习中医要比 前人难上许多， 如今中小学课程设置几乎没有传统 文化的一席之地， 细胞、 分子、 原子等微观概念早已 在年轻一代头脑中生根发芽， 没有了传统文化环境的 熏陶， 久而久之， 人们对于以古汉语方式表达出来的 中医药用语的接受程度无异于学习另一门外语。 针对 这些情况， 一方面要治标， 通过现代语言来解释中医 药用语， 让更多的人容易理解中医药知识； 另一方面 应考虑治本， 加强中医师承教育， 培养和提高中医药 爱好者、 学习者的中医药思维以及中医药知识运用能 力。 我们知道学习掌握中医药知识， 特别是整个中医 师承过程， 可以看作是知识转移的过程。 根据SECI[社 会化 （socialization） 、 外部化 （externaliation） 、 综合化 （combination） 、 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知识螺旋模 型， 可以看出知识转移并不是静态发生的， 它必须经 过不断地动态学习， 才能达到目标； 知识的转移又包 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接受两个基本过程， 这两个过 程是由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收者分别完成， 并通过中 介媒体连接起来的 [14-15] 。 如果老师在知识转移过程中 被看作知识源单元， 学生就是知识接受单元， 那么名 医验方则是过程中承载着知识的一种中间媒介， 可见 名医验方对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转移意义重大。
由于知识转移媒介的选择至关重要， 同时名医 验方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立体知识属性， 能更大容量 地承载中医药知识以及扩大知识的丰富性， 所以更 加高效地利用好名医验方， 对于促进中医药知识完 成转移， 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孙东东 范汇森 沈爱琴 史文川 程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