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发现，宋代刻印了多本涉及灸法的书籍，如《扁鹊心书》《针灸资生经》《灸膏肓腧穴法》《备急灸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上述书籍均保存完好并流传至今，能够完整反映宋代灸法特色的原貌，故从文献角度探究宋代灸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现以上述7本宋代涉及灸法的书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灸法特色。
灸量宜足
艾灸剂量的多少是影响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宋代尤其重视艾灸的剂量。宋代医家认为灸量足才能达到驱邪扶正的功效。
《扁鹊心书》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云：“凡大病宜灸脐下五百壮，补接真气，即此法也”宋代艾灸壮数多则百壮甚至千壮。当然，灸量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疾病性质和部位辨证选量。本研究显示，宋代对于虚证、重证、寒证施灸的壮数多。例如，《针灸资生经·虚损篇》云：“凡此等疾，皆刺灸之，多至五百壮，少至二三百壮”。《备急灸法》云：“每患一个疮，或灸三百壮，五百壮，至一二千壮方得愈者”；《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九十二》云：“心痛暴恶风。灸巨阙百壮”；《灸膏肓腧穴法》云：“灸两胛中各一处，至六百壮，多至千壮”。但对于热证、轻证及小儿疾病的艾灸壮数需相应减少，如《针灸资生经》引用《千金》云：“凡言壮数者，若丁壮、病根深笃可倍于方数，老少羸弱可减半”。
从灸量演变的角度看，参考隋唐时期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医学著作可发现，隋唐时期灸量多以几壮、几十壮或“随年壮”进行规定。宋之后各朝代则继承了宋代灸量宜足，辨证选量的思想；明代《针灸大成》云：“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不通其变也”。可以看出，在唐代灸法理论的基础上，宋代认为施灸量宜足，同时需辨证选量，对于寒证、重证应增加剂量以保证灸量，而对于轻证、热证则可在灸量足的前提下减少剂量。
灸量宜足的理论从宋代开始逐步形成并影响着后世医家。目前对于灸量大小的研究颇多，顾一煌等在不同剂量对运动后的小鼠血清肌酸激酶影响的实验中发现，灸量的多少影响血清中肌酸激酶的含量。周小平等在热敏灸不同灸量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饱和灸小组相比于常规灸量组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提高。从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可看出，灸量宜足对于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价值。
灸药并用
宋代推崇艾灸和药物并用。通过艾灸搭配方药内服、药饼以及药粉外用的方式，发挥两者最大功效。《扁鹊心书》中关于灸药并用的论述达数十条，并附方首。《备急灸法》中同样载方首。《针灸资生经》中也提出针灸须药这一思想，王执中引用《千金》云：“药不针灸，亦非良医也”，并在《针灸资生经》列举灸药并用的案例。宋代医家创造性发明了多种药饼，极大地丰富了施灸材料。不仅有隔盐灸，隔姜灸，也有隔柏皮灸，隔莨菪根灸等。隔物灸的使用在增加药效的同时，使艾炷散发的热力更加均匀、温和，减少了患者的不适感。
除了隔物灸，《备急灸法》中闻人氏提出对神志不清的患者使用艾灸并搭配皂角吹入鼻中，以增加开窍醒神的作用。可见在施灸的同时搭配药物，既能取长补短，增加疗效，也可拓宽艾灸的适用范围。
热证可灸
《伤寒论》第116条有“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张仲景认为艾灸火力虽小，但是作用于人体伤津耗血，不可轻易对阴伤的患者使用。受张仲景影响，许多医家认为艾乃纯阳之物，多灸易伤津耗血，因此不适用于热证。然而，我们研究所涉及的宋代文献均有涉及热证施灸条文的。《太平圣惠方》提出热证可灸，其云：“小儿热毒风盛，眼睛痛，灸手中指本节头三壮，各拳尖也”；《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九十二治热病灸刺法》也记载了热病施灸的条文：“热病汗不出，上髓孔最主之。”《千金药方》云：“臂厥热病汗不出皆灸刺之此穴可以出汗。”《备急灸法》在诸发等症中也提及疔疮等热证可灸，并且需早灸。医家认为通过艾灸可使热邪从体内散出，达到引邪外出的作用。同时艾灸能通经活络，使气血畅通，则瘀滞之热毒可随气血流行，从而达到散热解毒之效。《扁鹊心书》云：“中年以上之人，口干舌燥，乃肾水不生津液也，灸关元三百壮，若误服凉药，必伤脾胃而死”。其思想与《黄帝内经》“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不谋而合，认为通过温补阳气可以达到阳中求阴，阴得阳助，源泉不绝的目的。
后世医家在宋代热证可灸的理论上不断完善发展，在金元和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现阶段许多研究者对于热证是否可灸进行了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唐照亮等对热证小鼠艾灸发现灸治具有抗炎、抗病毒，抗感染的功效。蔡圣朝总结并发表周楣声“热证贵灸”的学术思想，指出艾灸可治疗红眼病、疔疮、菌痢等火热疾病，并被临床证实。
急证施灸
在宋代，灸法被认为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对急证病患施治，相比于汤药更具有优势。在所研究的古籍中，《备急灸法》是宋代出版的涉及艾灸治疗急证的专著。该书不仅列举了许多急证施灸的例子，而且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如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其不言穴位名称，而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简便的取穴方式。面对急证，简便取穴使灸法操作的灵活性大大提高。而《太平圣惠方》中对急证，尤其是小儿急证的论述最为丰富。“小儿急惊风，灸前顶一穴三壮”。对小儿急证，取穴需精准量少，力求在最短时间内为小儿提供治疗。
《扁鹊心书》也记载了关于中风、霍乱、妇人卒厥等急证的治疗。如对于真气衰亡所导致的急证，《扁鹊心书》云：“要知保扶阳气为本”，其认为需要少则百壮多则千壮的艾灸以固护阳气。现代医家不乏运用灸法临床对急证的治疗，如王建平通过灸大椎穴治疗头痛、高热、眩晕等急症，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施灸养生
宋代重视艾灸预防疾病及延年益寿的功效。从晋代范汪第一次提出施灸预防疾病，再到唐代孙思邈提倡艾灸养生，利用艾灸防病养生的理论初步形成。宋代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完善艾灸防病养生的理论。《针灸资生经·脚气篇》云：“若欲使人不成病者，初觉即灸所觉处三二十壮，因此即愈，不复发”。其认为部分疾病在发生发展之前通过艾灸即可达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太平圣惠方》中也提出：“灸三间穴……则于未发前，预灸三壮”。宋代认为通过艾灸固护脾肾先后天之本，可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并认为艾灸具有温固人体之阳气的功效，可达到防病养生的目的，除了足三里、绝骨外，艾灸关元、气海、神阙等穴位同样能够养生保健。艾灸防病养生与《黄帝内经》中“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的思想相符合。施灸相对于其他医疗方式方便易学，现今人们对养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长，施灸以达到养生及预防疾病的方式更容易推广。
灸后调护
本研究显示，宋代对于灸后调护十分重视，从饮食，起居，情志等方面对于施灸前后的调护均做了详细的叙述。例如《针灸资生经》云：“既灸，忌猪、鱼、热面、生酒、动风冷物，鸡肉最毒，而房劳尤当忌也”；“兼忌思虑、忧愁、恚怒、呼骂、呼嗟叹息等”；《铜人针灸图经》提出灸治膻中等穴位后，应“慎猪、鱼、酒、面、物等”，这是对于灸后的调护记载。在前人基础上，宋代不仅完善了施灸后调护准则，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对特殊病患可在施灸前进行调护，使得艾灸理论在宋代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宋代许多医家投身于灸法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版的针灸书籍各抒己见，完善了灸法理论，使得灸法在宋代迅速发展。众多医家对于艾灸的剂量、施用方式、适应证以及灸后调护有着相似的见解，形成了属于该时期的灸法特色。宋代崇尚艾灸量足，甚者达到百壮、千壮；提倡灸药并用和艾灸养生防病；在前人基础上发挥热证可灸思想；并充实艾灸调护的理论。灸法理论在宋代得到不断地完善，并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形成了该朝代的特点，并影响着后世医家。
研究宋代灸法给了我们启示和思考。现今使用的艾条和艾炷规格不一，导致剂量的控制无法标准化。因此艾灸剂量改变对于治疗效果的影响值得医生在临床中不断实践和检验。艾灸相对于其他医疗手段有着简便易廉的优良特点，在丰富的施灸前后调护思想的指导下，艾灸的普及和推广更值得期待。（薛泰骑 席榕 陈鑫 周妍 周艺巍 张聪）
（本文摘自《西部中医药》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