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在养生方面具有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等特征，“仁、和、精、诚”既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同时对养生亦具有很高指导意义。
“仁”是中医学与中医人的出发点，是内心的信仰。“仁”就是“爱”，仁者爱人。“仁者爱人”含有爱自己、爱别人、爱众人之意。中医之“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仁术、仁心和仁寿。
仁术是济世之素养
“医乃仁术”，医生作为一种职业，其目的就是救死扶伤。“仁术”最早出现于《孟子·梁惠王上》，一开始是指一种仁爱行为，进而推广到治国之术。孟子针对齐宣王以羊易牛、不忍见其死的做法评价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就仁爱、无伤这一点来说，医术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后世“仁术”专指医术。仁爱之心通过医这一“术”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仁”是“术”的前提，“术”是“仁”的体现。医术使爱人、爱己的“仁爱”思想得以落实。于是“医乃仁术”成为人们的共识。
“仁”乃儒学的核心思想，宋代以后出现了医儒相通的现象，出现了独特的“儒医”群体。范仲淹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儒医”群体从汉代已经逐渐形成，宋代儒医蔚为大观。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说“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
仁心是业医之精神
医者仁心，中医之“仁”是通过医者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既表现为医者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的“仁心”，又表现为医者行医过程、进药炮制过程中的“至诚”行为。为了区分“仁”和“诚”，特将医德行为规范放在“诚”中阐述。主要表现为大慈恻隐之心、普通一等之心和不私其有之心等。
“大慈恻隐之心”是孙思邈《大医精诚》提出的，“凡欲为大医，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见“大慈恻隐之心” 是成为大医的首要条件。这里的“大慈”是“大慈悲”，是佛家的“予乐为慈，拔苦为悲”，也是老子提出的三宝之第一宝：“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恻隐”是儒家用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做一个大医，必须要有仁爱之心，决不能对患者生嫌弃、厌恶、冷漠之心，反而应同情、怜悯之，这是医者应具备的基本品德。
普同一等之心包括两方面：一是医者与患者普同一等，二是所有患者普同一等。首先，医者与患者普同一等就不容易做到，但只要推己及人，视患若己，如唐代孙思邈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其次，对待所有患者普同一等，一视同仁，如孙思邈说：“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不私其有之心。古代医圣、药王、大医、良医都不会把医道、医术、良方据为己有、秘为私藏。无论岐伯黄帝问对的《黄帝内经》、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还是后世大家著书立言，皆以医道示人、以良方传世，以济世救人的胸怀在传承医道医术。
仁寿是延年之效用
“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本义是善良仁厚之人多长寿。而医乃仁术，一方面是医者以“仁术”护卫生命，帮助患者得享生命的健康与尊严，另一方面因为医者自身秉持一颗仁心，历代名医大德中也不乏高寿者。
医乃仁术，承载着病家性命相托的信任。晋代王叔和《脉经·序》说：“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宋代朱肱《活人书·序》说：“夫术至于托生命，则医非小道矣。”元代王好古《此事难知·序》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元代王珪《泰定养生主论·序》说：“医者人之司命，任大责重之职也。”正因为医术乃性命相托之事，所以“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褚氏遗书》）
医乃仁术，寄托了病家重登寿域的愿望。医术关乎人的生命，且与天地相通、相应。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医者作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宋代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序》说：“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张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