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其时而有其气”出自宋版《伤寒论》，是医圣张仲景对疫病原因的解释，疫病在《中医疫病学》中被定义为“一类传染性极强，可造成大面积流行，起病急，危害大，不论性别和年龄，其临床表现相似的疾病的总称”。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范畴，《说文解字》释“疫”：“疫，民皆疾也。”“疫”从“殳”，“殳”之甲骨文字形，象手持一种长柄勾头似的器具。《释名》言：“殳矛，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挃于车上，使殊离也”。故“殳”本义为先秦时代一种车战兵器，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古人可能是将这种暴力强制效果类比为疫病的传染性，故加病旁为“疫”。
对于“非其时而有其气”的含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举例解释道“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即出现与所处季节不相应的气候。
其实在仲景所处的东汉以前，古人就已经认为疫病的产生与气候有关，如《诗经》载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瘥即“疫病”之意，《墨子》有“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戾疫”；《吕氏春秋》言：“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疠”，这其实都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类似说法。既然“非其时而有其气”是古人对疫病原因几乎不约而同的认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非其时而有其气”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看能否从中医学上找到说法。大部分学者认为《黄帝内经》中的“七篇大论”成书于东汉时期，“七篇大论”中的五运六气学说就解释了“非其时而有其气”的原因主要是客气与中运。
众所周知，一年四季寒、热、温、凉的流转，是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均匀公转的结果，古人还将其分为24份即二十四节气，这在五运六气学说中被称作主气，也叫地气，亦即年年如此，相对固定不变；而所谓客气与中运则是加临到主气上的另外的周期轮转，客气也被称作“天气”，中运也叫“中气”，客气、主气、中运完全是基于我国传统文化“天地人三才”的世界观构建的。这是古人从“天地”的层面阐释“非其时而有其气”的原因。
另外，笔者认为，“非其时而有其气”不仅可以指四季气候的失调，还能扩展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失常。众所周知，四季气候轻微异常仅其寒、温、燥、湿有变，但若严重异常则会产生旱、涝、火、风等天灾，显然也是疫病的诱因之一，如《汉书》有“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数遭水旱疾疫之灾”等的记载。
我国近期虽无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整个地球是一个整体，世界各国是命运共同体。2019年9月，澳洲发生火灾，整整燃烧4个月，焚毁面积是2019年巴西亚马逊雨林大火焚毁面积的2倍、是2018年美国加州山火面积6倍；2020年1月，加拿大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雪灾；2020年2月，东非地区又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蝗灾。在笔者看来，这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非其时而有其气”的结果。由于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肆意利用，地球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产生了诸如温室效应、两极融化、臭氧空洞、动物灭绝等一系列恶果。比如温室效应，会让整个地球都处于“冬行春令或冬行秋令”的状态，而两极若进一步融化，带来的可能将会是“冬行夏令”的严重情况。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强调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文明模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关“天人相应”的精神文明成果，如中医学和以儒释道为首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教人向善，如何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正是纠正如今世界“乱象”的对症良药。当然，以传统文化来提高人类的精神文明层次并非让大家回到“原始时代”，物质对于人类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利用地球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平共处，减少争端，统筹我们共同的物质成果。
众所周知，无论古今中外，疫病给全人类造成了很多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如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性命的黑死病，造成2500万~4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等。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截止到3月14日，造成了我国3199人死亡。总之，“非其时而有其气”的疫病观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对于认识新型流行病的起源乃至由人类造成的“地球疾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警醒我们保持地球自然的生态环境和谐是多么的重要。（王德辰 关庆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