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书院自落成至今，已一年有余。“王琦主病主方论”“王琦学术思想导图”“经方之道与启悟”“从王琦老师开创中医体质学的成就启迪科研与实践思维”“中西医结合的认识论方法论”“中医经典的永恒价值”“人体自然力与体质研究“三个质”“用药四论之阴阳论、动静论、升降论、开合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完善体系、守正创新”“中医学与易经”“中医多学科交叉方法学”“用方三论之名方论”等学术盛宴，琴心梵响，仍萦绕耳际。巍巍乎书院，跟从传习，妙谛所及，理法方药，壶中天地，叹为观止，而又岂止于医理医法。
我辈跟从书院治学，在博识与思求中陶冶洗礼。张仲景讲：“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王琦书院开办这一年来，正是践行医圣“多闻博识”与“思求经旨”教诲的一年。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医之学，在于“多闻博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中医之思，在于“思求经旨”，思之“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以致伤寒金匮之方，神农雷公之药，刘李张朱以下诸子，温病时方纷纷学派；求之“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以能探其理致，见病知源。王琦书院所宣讲的“经方之道”“中医体质学”“主病主方论”“阴阳论、动静论、升降论、开合论”等，勤求博采，探理至源，深及于现代中医学的灵魂。
什么是中医学的灵魂？什么是中医的精神实质？是天地之道，众妙之门，三皇之致，更是中医学术体系中“至贵之重器”。所谓“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其致一也”“一以贯之”“一生二”中的“一”，是这些思想中的实质，是思想方法，在中医的具体体现就是藏象气化的理论体系及其应用之术。
中医学术，从根本而言，先是“格物致知”，用哲学方法得出藏象气化等理论；然后是“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应用藏象气化的体系认识万物，包括病原、病状、诊断、治法、药物等；如此得以解决现实医学问题并修正理论，这是最重要的，即“知行统一”。这些藏象气化的思想方法和更在其上的古典哲学是中医的上层建筑，是圣贤肇造大业的开山之斧。只有于此上层建筑解清、辨明甚至拓展、创新，掌握这些中医独到的、也是中国独有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中医才可能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非仅仅停留在挖掘故纸旧物的层面，这样中医才能真正“活”起来。这正是今日中医的自新之路、自强之路，更是沟通其与现实学术世界的桥梁。
观历代医家之守成开创，中医学术发展之延绵不绝就如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但她的步履似乎自宋明以来渐至于逡巡踯躅。诚如宋人所嗟叹：“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其不废绝，为已幸矣”（《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国医大师邓铁涛早年提出“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之辨，确乎针砭时弊之谈，是针对“举世昏迷、莫能觉悟”的振聋发聩之论。以西医的思维方式甚至模具套路去所谓“研究”中医而实际是解剖、改造甚至批判中医，带着先入为主的凡与西式不符就认其与科学不符的态度，而非深入地、“求同存异”地以中医学术思想进步为核心目标的“中医研究”，这正是邓铁涛早就指出的南辕北辙的路线错误，所谓“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没有内在的理法，何来外在的方药。中国人的学问历来崇尚内在之本质，所谓司外揣内，治病求本，中医犹是如此。理论之阙如是有悖于学科发展的基本原理的，查遗补阙正是今日中医学人至大至重之任务所在。
巍巍乎书院，治本之法，在于宣讲正道。王琦书院是对邓铁涛提出的“四大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大方向”之中医教育思想的践行和发扬。期望书院的中医讲学事业越来越兴旺，终使“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华叶递荣，声实相副”，致于“教之著”，“天之假”，学之大成，道之大兴。（崔红生 毕伟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