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法强调以脾肾为本，通过温补脾肾以巩固先天精气，充养后天中气，从而调节自身正气，提高愈病能力，实现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是传统医学治未病观应用于亚健康防治的重要观点。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工作生活压力日渐增大的背景下，亚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其防治措施成为医学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法对亚健康的防治有着重要的意义，现阐述如下。
1 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内涵与深远意义
“固本培元”法是经过明清时期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流派众多医家撷取“治疗八法”中的温法和补法，在临证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特色治法[1]。本，即根本、本原之意；元为元气，又谓“原气”“真气”[2]。元气是人体最原始也最重要的气，元气由肾精化生，而肾精的丰沛亦依赖于先天之精与后天水谷之精的濡养。固本培元旨在培固元气，巩固先天精气，充养后天中气，以调动自身正气，提高愈病能力。先天精气、后天中气丰沛，气血阴阳平衡，五脏六腑和谐，则机体正气存于内，邪气不可干。
明代初中期，新安医学流派涌现出一批善用“固本培元”法的医家群体。汪机及其弟子以“营卫一气说”“参芪双补说”拉开“固本培元法”的帷幕。徐春甫倡导“脾胃元气说”，主张以脾胃为根本，临证多从脾胃元气入手。孙一奎厘定“命门动气说”，以两肾间命门动气为元气，认为命门功能强弱取决于元气之多少，临证注重培补命门元气，同时强调脾肾同治。后明清时期，更多的医家开始使用“固本培元”法立方选药治疗疾患，在临证中不断积累和发展该法，逐渐形成了以固本培元为主要学术思想，以补益元气、温养气血、脾肾同治为主要治疗原则，临证善用人参、白术、黄芪等中药的庞大医家群体[3]。纵观各医家在抑或补肾、抑或补脾、脾肾双补上存在不同之处，但均具备一个共通之处，即重视对脾和肾的调补，强调培补人体元气。诸医家学术思想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完善了治未病理论，对后世预防早衰、调治亚健康状态有着重要的意义。
2“固本培元”法的作用机制
2.1 培补元气
(1)补营气，益气血。汪机完善了刘完素“火热论”、朱丹溪“养阴说”，又融合李东垣“脾胃观”，创立营卫一气说，其补营的防病治病观，以“营气”为核心（营气包含了气血阴阳，亦为人体的“元气”）[4]。因此，汪机倡导的“补营”可以说是“补元气”，其治法、用药均重视人体的气血阴阳，亦如《灵枢·本脏》云：“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5]强调气血对于机体的重要性。培补元气法旨在充养人体气血，从而调动自身正气，提高愈病能力，形成“兼顾气血，协调阴阳”的治疗原则，体现“固本培元，扶正防邪”的特色治法。(2)补脾气，安五脏。徐春甫远学李东垣，近师汪机，继承李东垣“脾胃观”，倡导“脾胃元气说”，以胃气为元气，如在《医学指南捷径六书》中言：“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脾胃健盛，则恒无病。”[6]认为脾胃健则形体健，脾胃伤则元气衰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故治病当“调理脾胃以安和五脏”。徐春甫尤重视后天之本———脾胃元气的作用，强调先天不足可以通过后天调养，脾胃化生的气血津液奉养周身，故脾胃健则五脏和，脾胃一伤，则五脏皆无生气。(3)培命门之元气。孙一奎学出多源，集汪机思想之大成，创“命门动气说”，以命门动气为元气，临证十分注重温补命门元气，故有“生生子”之名。孙一奎辨证论治尤重温补下元，倡补益肾与命门之元气以实现固本培元，同时推崇先后天并举，至此固本培元派实现了自补营气至补益脾胃元气再到培补命门之元气的递嬗之变。(4)补元气分阴阳。继孙一奎后，罗周彦首创“元阴元阳说”，以太极为喻，将元气划分为元阴和元阳，又细分为先天元阴、先天元阳、后天元阴、后天元阳[7]，提出“元气空虚生百病论”，强调补元气当辨别阴阳，同时突出辨治疾病当从元气不足入手，彰显了元气在治未病中的关键作用。
2.2 脾肾同治
肾主封藏，为藏精之处、水火之宅，为先天、五脏阴阳之本。肾中精气受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肾中精气化生元气，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推动和激发脏腑的各种功能，温煦脏腑肢体关节，故为人体气之根本。人体生、长、壮、老整个生命过程均与肾息息相关，肾气旺盛，则精力充沛，身体强壮。脾胃为“仓廪之官”，是人体受纳饮食物、运化水谷精微的重要脏器，其为气血津液化生提供动力。脾胃运化功能如常则机体生长发育如常，若脾胃运化失常则会影响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最终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脾肾两脏均对养生防病有着重要的意义，先天资后天，后天养先天，两者互资互用。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云：“先天之气在肾，是父母之所赋；后天之气在脾，是水谷之所化……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而不穷也。”[8]强调防病治病理当自脾肾出发，注重先后天并补、脾肾同治。先天得充，后天得养，则肾精充足，脾气健运，人体才有拥有良好的调节能力，则正气御邪能力强盛，可从根本上预防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3 新安医家对“固本培元法”的应用
固本培元有固本与培元之区别，固本侧重于巩固人体的肾元与命门之元；培元既培补先天之元肾气，又培补后天之元脾胃之气。孙一奎提倡通过培补肾与命门元气达到固本培元的目的，善用参芪治法，并汲取薛己“治病必求真阴真阳”的思想，将益气药与温阳药共用，创立了温补下元的名方“壮元汤”[9]。方中将人参、白术等益气药与附子、肉桂、干姜等温阳药同用，附子、干姜、肉桂温补下元，人参、白术健脾行气。诸药共奏先后天并补之功。徐春甫则重视培补后天脾胃的作用，治疗上推崇李东垣“健脾保元”的脾胃观，注重顾护脾胃[10]。徐春甫提出“调和脾胃为医中之王道”“百病皆脾胃衰而生，主虚则客邪不退”，认为“治病不察脾胃虚实，不足以为医”，凡用药治病，当防“脾胃大坏，谷气绝亡”，同时注重从脾胃论治疾病，通过调脾胃，实中州，醒脾土，以安五脏。徐春甫认为，人的衰老与脾肾亏虚有关，强调滋肾扶脾，但“补肾不如补脾”，故在诊治疾病中用药多偏于温补，多有用参、芪、术类药物，常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内伤病，且其著作所列方剂中脾胃方、脾肾方占很大比例[11]。此外，徐春甫自制大健脾养胃丸等特色成方制剂也多为调养脾胃的“王道之方”，其将大健脾养胃丸列在《医学指南捷径六书》的首卷位置，并评价“诸人服此丸，脾胃大壮，饮食多进，诸病不生，寿考长龄，此其基本”。
清代中期受张景岳影响较深的新安温补培元派医家程文囿（程杏轩），治内伤杂病，善用温补之方，“固本培元”法应用娴熟，温补不仅针对内伤且用于外感，重视下元精气和脾胃气血，常用人参、白术，或配附子，或配熟地黄，或附子与熟地黄同用，疗效显著[12]。其后又有陈鸿猷，尤为推崇张景岳之说，所著《管见医案》温补治案颇多，如治气虚外感、产后发热案，前医以清凉误治而致元气大虚，浮阳越于外，其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温补气血，转危为安。明清新安后学承前贤之验，重视养元、培元、护元、保元，旨在维护人体生机，强固生命根基，抵御外邪侵袭，促进疾病康复，延缓衰老等，以温养气血、培补脾肾元气为治法，善用人参、白术、黄芪，或干姜、附子药对。
4 验案举隅
患者，男，50岁，2019年2月2日初诊。主诉：腹泻半年余。现病史：患者半年来每日晨起必腹泻1次，便意急迫，便质稀薄，便后自觉头晕乏力，肛门重坠，伴腰酸腿软，畏寒怕冷，舌淡胖，苔白，脉沉细。西医诊断：慢性肠炎，亚健康。中医诊断：泄泻（脾肾阳虚证）。治当温肾健脾、温阳利水止泻。处方：山药12g，薏苡仁12g，党参片9g，蜜黄芪9g，淡附片9g（先煎），干姜9g，淫羊藿9g，乌药6g，肉桂6g，山萸肉9g，白术9g，建曲12g，白扁豆9g，砂仁6g（后下）。7剂，水煎，每日1剂，分早晚2次温服。
2019年2月9日二诊：腹泻次数减少，大便渐成形，仍感纳差，腹有冷痛，舌淡，苔白，脉沉细。考虑脾肾阳虚犹存，仍以温肾健脾法巩固疗效，原方加木香9g，小茴香6g，以温中散寒，理气和胃止痛。继服7剂，煎服法同前。嘱其忌食生冷寒凉之品，注意保暖，加强运动，增强体质。
2019年2月16日三诊：腹泻症状基本缓解，食欲渐佳，诸症较前均有好转，现大便已成形，仍感便时肛门重坠，舌淡，苔薄白，脉濡。考虑脾气虚弱，中气不足，继以温补脾肾、升阳举陷治之，二诊方去薏苡仁、白扁豆，黄芪用量加至12g。7剂，煎服法同前。服药后，诸症好转，随访2次未复发。
按语：该患者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精神压力较大，身体素质不佳，晨泻日久，伴腰酸腿软、畏寒怕冷等症状，舌质淡胖，苔白，脉沉细，辨证当属脾肾阳虚。患者素体阳气偏虚，肾阳虚衰则命门之火不能温煦脾土，脾主运化失司，肠道泌别清浊不分，则发为腹泻。临证运用“固本培元”法治疗，脾肾同治，同时运用参芪治法，将益气药与温阳药共用，温阳在肾，益气在脾，达到先后天并补之功。故以温肾健脾、温阳止泻为治疗原则，运用党参、黄芪、白术、薏苡仁、白扁豆以益气健脾祛湿；附子、干姜、肉桂、淫羊藿以温肾助阳；乌药、小茴香温中以祛寒止痛；山萸肉、砂仁、山药以暖脾涩肠止泻。诸药合用，共奏温肾补脾止泻之功。临诊时，医者重视脾肾同治，先后天并补，使机体正气的愈病能力提高，方能达到纠正机体亚健康状态的目的。
5 小结
如今的医疗模式逐渐从“重疾病治疗”转变为“重疾病预防”，对于亚健康状态的防治成为当今人类医学的重大课题。中医在治未病及养生保健方面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法治未病的理论、方法独具特色，旨在温补气血、培补元气、脾肾同治、平调阴阳，使机体先天得充，后天得养，达到阴平阳秘、体用和谐的最佳状态，即健康状态。该法强调在亚健康防治中注重脾肾功能状态的调整，使脾气健运，肾元充盛，以先天资后天，后天养先天，体现了调摄脾肾对临床防治亚健康状态的特色作用。
来源：中国民间疗法 作者：姚舒雅 周大勇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省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