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名医王仲奇善治热病和杂病，求诊者甚多，连英、美、法国的使领馆官员也来求治。这样一个大牌名医却没有架子，对待病人非常和蔼，让人如沐春风，有病家赞曰：“入门先减三分病，接座平添一段春。”借此讲一讲医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修养。
医疗过程是一种医患双边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论，病人处于痛苦、弱势、求助的地位，不仅要求帮其解除痛苦，更希望医家关心他，善待他，帮助他，这就要求医生要有良好的品格，善于与病人交流。“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名医冉雪峰撰联） 强调先修身养性而后才是学问文章，品格比学问重要。
以本人的认识而言，下面四种品格是一个医家应该具备的修养。
谦恭
前贤说，“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讲了医家待人的行为准则，核心是“谦恭”二字，像王仲奇那样，“入门先减三分病，接座平添一段春。”医生作为一个职业，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怎能不谦恭待之？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弟子吕景山回忆：上世纪60年代，吕在施府侍诊，当时施氏己年逾八旬，如此名医，每当病人进门或诊毕告辞时，施氏总是起立笑脸迎送，表现了谦恭风度和尊重病人的修养。下面是几则顶尖级名医谦恭待人的故事：
张骧云蔼然可亲——张骧云（1855年-1925年），沪上十大名医之一，户外不挂招牌，不登广告，但上海市民尽识其门，求医者门庭若市，日门诊一二百人之多。盛名之下，张氏却无骄横之气，对贫苦病人从不鄙视，一样悉心诊视，“待人和煦，蔼然可亲”。凡遇贫困病者，经常赠药赠钱。有贫困而持节者，不愿接受其馈赠，他就将钱物置于枕畔，告曰“天赐”——上天赐予你的。既或是赠钱济人，全无居高临下之态，保留了贫困者的面子，用心可谓良苦。
蒲辅周“布衣”本色——蒲辅周（1888年-197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名医，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一生俭朴，未穿过一件料子服，保持“布衣”本色。他认为医生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虽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保健任务，但对找上门来的普通群众从未拒绝，总是热情接待，精心治疗，凡是经他治疗和接触过的人，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对他的医德医风，无不交口称赞。
谨慎
俗话说，“学书纸费，学医人费”，是说医与人命筱关，若有差池，误人性命。因此这个行当要求医生必须谨慎，来不得半点马虎，著名内科专家张孝骞教授说过：“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怎能不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一生都是‘戒、慎、恐、惧’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在病人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蒲辅周遗嘱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医一生，中西医两位位宗师用了相同的词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郑重传给后人，足以见其分量。
历代医家在谨慎行医方面都留下典范：
中医门派林立，难免互相贬斥，但同行们公认施今墨先生豁达大度，谦和可敬。施氏常说：“今墨还是治好的病人少，没治好的病人多。”他总是教导弟子“不要包治”：“在应诊过程中，面对病人不可许诺，诸如二帖、三帖药保好等言词是绝对忌讳的。即使有十分的把握，也得留有余地，把话说大、说尽是不科学的。若对某些疑难病症尚无把握时，要给病人讲清楚：您这病很复杂，头绪较乱，今天先开三付药观察一下，探探路子，然后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他还告诉弟子，“白天应诊，下班后静下来，把一天看过的病人在脑海里过一下，想想哪个病人的处方不全面，必要时应准备一下复诊时的处方。”
马二琴(1892年-1969年)，民国时期沈阳“四大名医”之一，曾为北洋军阀张作霖及其家人多次看病。xxmy.com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行医一向谨慎，对病人十分负责。曾治一老翁，患支气管喘息，用药后反应平和。次日又来取药，恰巧马二琴不在家，徒弟照方又拿一剂，这本很正常。但是马二琴夜晚回来知道此事后，觉得不妥，应该随症变化才好。无奈己是夜间，竟至一夜未曾睡好，心中总觉不安。次日一大早即寻至病家探访，发现还好，这才心中落底。清晨徒弟在院中浇花，忽见老师从外面回来，神色有些疲倦，方知马二琴一大早就去病家探访。
仁爱
“医乃仁术”，“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已，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清·喻昌语)。历代名医身上都凝聚着这种思想的光芒：
日本名医曲直濑道三（1507年-1594年），22岁进入足利学堂研读经书，攻习儒家之学。教授正文伯问：“你以后是不是要以儒学立身？”道三摇摇头说：“不，我将来立志学医，为困苦的穷人服务。”正文伯惊讶地问：“既然你立志学医，为什么跟我学习经书？”“我是打算先学好儒家学说，再去习医。先在我心里存有仁民爱物的思想，这样在掌握医术以后，才可以仁心仁术。如果没有怜悯的心，光有高明的医术是没有用的。”三年以后，道三从足利学堂毕业，接着学习医学十年。精通儒、医两道，受到大家的信赖，从日本天皇到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医术已是“公认的日本第一”，被称为日本“医学的中兴之祖”。
张简斋（1880年-1950年），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予他。抗战时张在重庆行医，每天出诊时，众多官贵之家以轿车相迎，按路程先后排列。前车一开，后车如长龙尾随，极一时之盛。但若有平民百姓邀请，张路经其处亦必下车诊治，“虽卑巷陋室亦不弃也”。对贫困病者则免费诊视，特困病人还标明免费取药，由药店与张结账。
王广运，清时河南商水县名医。有楚人李某，携款贸易于中州，资本赔尽，落魄不能归家。抑郁愤懑，遂成瘫症，伏地匍匐而行，不能起立。乞食至公门，询其所以，可怜之，因诊其脉曰：此症尚可医，何得遂成废疾？遂留至其家，给予衣食，投之以药。未几能稍稍自立，又月余行步健履，如同无病之时。其人大为感动，叩谢不已，公因赠予盘费，返归而去。
担当
从古至今，医生都是一个需要承担风险的行当。浙江名医范文甫在生徒满师之际，手书条幅赠做座右铭：“诊脉须静心体验，立方要先求和平，不可胆小，尤不可大意，勿以病小而玩忽，毋因病重而退缩，务求吾心之所安，于理不错，自然于人有济。”一句“勿以病小而玩忽，毋因病重而退缩，务求吾心之所安”，彰显了医家的担当精神。
医者遇危厄之症难免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拱手辞避。孙思邈则倡导：“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明清时期，浙江长兴县有一位夫人，脾胃素弱，又值产后，因怒而致泄泻。经治无效，反见汗出、气喘，正气不支，病情渐重。家人茫然无措，请名医柴春泉、陆养愚二位医生会诊。病人已经不省人事。诊毕，二人共拟一方。柴春泉私下对养愚说：“病发于产后，脉细如丝，势已危笃，不如不用药为好，免得自找麻烦。”养愚说：“病虽危重，我们既来了，还是尽力抢救为是。”于是，柴春泉再次入内诊视，料其今夜必死，坚持要走，家人苦留未果。陆养愚不忍，便留下来，说道：“尊夫人病势甚危，万一不测，恐怕为人议论，不能全怪柴春泉。现在我既在此，请赶快将所拟人参理中汤中加诃子、肉果、附片，煎汤频饮。”半夜后，病人稍见清爽，汗止、泻减。次日又进一剂，病又减，后于原方去附片，加当归、白芍数剂而安。家人感激万分，在碧湖置酒为谢。陆养愚说：“前所用药，本与春泉同订，今须待他到来，方敢领惠。”养愚不埋没春泉同治之功，为时人所敬佩。(张存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