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学家都有为医家立传的名篇，如元代戴良的《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明末黄宗羲的《南雷文定前集·张景岳传》，清代顾景星的《白茅堂集·李时珍传》和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徐灵胎先生传》等，都是中医医史的珍贵文献。除此之外，散见于他们文集中的赠医序，是作者写给所熟识医家的美文，值得品读。
赠序是我国古代散文文体之一，始于古代文人们聚会饮宴赋诗和诗序后的衍生，不必专以饯行赠别为内容而独成一体。内容多是对于所赠亲朋好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之辞。而赠医序中所表达的，则是作者对医家的推崇、评价和独特见解，内容翔实可信，颇多真知灼见，可补医学史的阙如。
朱熹《送夏医序》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又号晦翁，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对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诸子百家都有涉猎，而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朱熹的一生与中医有不解之缘，在儒学的传承中，他常借用中医的术语，阐发宋明理学的“性理之学”，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气”构成的。在注解屈原的《楚辞·天问》时，朱熹引用《素问》《灵枢》的原文，论证发挥。他还以中药的药性和羸病者用灸法及吐泻治疗伤寒症等治法，来比喻减轻税负，治国利民的道理。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都离不开中医的体质和情志养生。“暮年药裹关身切，此外翛然百不贪。薏苡载来缘下气，槟榔收得为祛痰。”就是朱熹晚年热衷于医药祛疾，治疗自己脚气病的写照。
朱熹曾委托其弟子詹体仁刊刻同时代伤寒派医家郭雍（约1106—1187）的《伤寒补亡论》，并欣然撰写了后序《跋郭长阳医书》，阐述对古代经方、诊脉部位、用药之道等的独到见解，于庆元元年（1195年）在福州印行。他还有《题谢少卿药园二首》，是拜访因弹劾秦桧而父子辞官隐居，自号“药寮居士”，以种药卖药为生下的药学家谢伋（1099—1165）有感而发的诗，表达自己“小儒忝师训”的崇敬之情。
在《送夏医序》中，朱熹说，我曾经批评某些著书立论者，以为“宜于今者不必根于古，谐于俗者不必本于经”。读了夏君的医书后，他的处方用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验”。我当面向夏医生求证，才知道他的医术“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也”。朱熹感慨之余，挥笔撰写这篇赠序，称赞夏德的医术高超，是“根于古，本于经”的继承与创新。
夏德，字子益，又名德懋，南宋医学家。他精选师传药方中简易有效者十卷及家藏方两卷，附以自著的《奇疾方》一卷，合为《卫生十全方》刊行。朱熹读了此方书后，与夏德探讨后，甚为他的治学态度欣喜，遂以这篇送医序相赠。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医相通，儒家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一直贯穿于中医理论和临床守正出新的始终。朱熹的这篇赠序短小精悍，从夏德懋的医方说到他的临床疗效，是源于对中医经典的熟读；批评当世有的做学问者，病在抛弃了“宗经征圣”的学术传统，可谓正本清源的学风棒喝。
刘攽《赠医潘况秀才序》
刘攽（1023—1089），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江西人。庆历进士，历任曹州、亳州等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一生潜心史学，治学严谨，曾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负责汉史部分的编撰，著有《东汉刊误》等著作。据史料载，刘攽晚年苦于风疾，即患了麻风病，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他求医问药，对医药的关注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篇赠序的题目可知，潘况是位明晓医学的秀才。起初“以术游京师，疾病之至门者日数人”，找他看病的人并不多。有了解他的人称赞说，潘医生能“相有病于未病，治已病于无病”，在患者还没察觉有病的时候看出病来，又能通过治疗，使已病的人恢复到没病状态。他“色喻于目，脉喻于指，声喻于耳”，四诊合参，药到病除，可以说是京城里医术高超的国手。
刘攽再去潘况的诊室，见到上门求医的人更多了，每天有近百人之众。又有了解潘医生的人说，潘医生“守学固而处心平，不以人之向己而喜，不以人之去己而沮”，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有道者”。后来刘攽又去潘医生的诊室，只见门庭若市，似乎整个京城的患者都到这里了。又有了解潘医生的人说，“潘君不为利疚，不为势回”，其视富贵如贫贱，视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谢，犹箪食之馈”，为高风亮节的君子。
由潘况的德才兼备，刘攽联想到当时的某些医生不学无术，拿患者的生死作赌注，来满足自己的不仁利欲，“设危辞诡说，以恐吓富贵之人，捩其手足而邀之财”；“益投毒药，与病相违，使其不自聊赖”；或“视贫贱无势者，则傲然不顾”。得到病家金玉钱帛后，满意盈欲，才开始为患者治疗。刘攽感慨地写道，“世皆曰医贱，与佣徒鬻卖者钧”，虽说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与受雇佣的人和做生意的人一样，可是古代岐伯、医和、医缓等名医，却担负着修身齐家治国的社稷安危的责任。“世之事多类此者，独医乎哉”，不仅是个别行医者不讲伦理道德，各行各业都有这种人。刘攽感念潘医生恪守古训，敬佩他高于世俗的医德，故写了这篇赠序，使世人知晓他自始至终不流于世俗的医德品行。
这篇赠医序使我们了解了宋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家潘况的轶事。或许是作者在求医经历中也曾遭遇过庸医，在这篇赠医序里表达了他希冀社会廉洁清明的愿望。
揭傒斯《赠医者汤伯高序》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江西人，元朝文学家、书法家。延祐元年（1314年），揭傒斯被举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撰功臣列传。至正三年（1343年），参与修辽、金、宋三史，任总裁官。揭傒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文学造诣深厚，散文简洁严整，诗歌清婉丽密，与虞集、杨载、范梈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有《揭文安公全集》传世。
在《赠医者汤伯高序》开篇，揭傒斯说：“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在中国医学史上，夏商周是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即使到了元朝，在揭傒斯的家乡仍有人相信巫医巫术。医生开的药“入口不效，即摒去”，而巫术反复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等到病情加重了，却认为“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巫师的祸害盘根错节，使得优秀的医生难以发挥治病救人的作用，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故或旷数郡求一良医不可致”。巫师如此祸害老百姓，人们想要终享天年，那简直是件侥幸的事。
揭傒斯家乡有位叫徐棪、号若虚的先生，中了进士后却弃官谢归业医，听说谁有良方效剂，便“不远数百里而师之，以必得乃止”。徐棪历经数十年，博采王德肤、孙志宁、施发等众家之良方，著成《易简归一》传世。徐棪医生“博约明察，通微融敏”，无论富贵还是贫贱，从不苛责患者的报酬。“信而治无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对那些只信巫术的患者就放弃治疗，以免巫医借医师的疗效来夸耀自己的功劳。
揭傒斯寻访了许多地方，也没有遇到像徐棪这样精于辨治、通晓数科的医家。直到来到旴江，结识了自号“常静处士”的医生汤伯高，其“不伐不矜，深有类于徐”，即谦虚谨慎，医术与徐棪不相上下，而且经他治疗的病患效果非常明显。“余方忧巫之祸，医之道不明”，揭傒斯眼看着老百姓夭折羸病而不能救治，在遇到汤伯高后感到欣慰，遂写下这篇序，“书巫医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赠之”。他感慨，假使世上的医生都像徐棪、汤伯高这样，“巫其能久胜矣乎”！
宋濂《赠医师葛某序》
宋濂（1310—1381），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浙江人，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曾主持编纂《元史》210卷，著有《宋学士文集》等，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因早产体瘦多病，“每风眩辄昏迷数日”，幸得祖母金氏和母亲陈氏的悉心照顾，得以度过弱不禁风的童年。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宋濂与当时的著名医家滑寿、朱丹溪、戴原礼等交游甚厚，留下中医文化史上的佳话。
儒医相通，文史融汇，宋濂为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写序，指出学医者“经络不明，而欲治夫疢疾，犹习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决也。”他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以忘年交，遇之必报言而无所隐”。宋濂曾撰写《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附于《丹溪心法》后。在这篇墓志铭里，宋濂详述了朱丹溪的籍贯、家世、师承、医术等，盛赞这位医学大家的学术创见与德行。宋濂在序中说，为医者“必志虑微，机颖明发”，熟读经典，精于临证，才能胜任这个职业，“虽其父不能必传其子也”。他举例说，自己本乡有位三世业医的严姓医生，只会用《和剂局方》的方剂应诊擢疾，并以刚开始行医的朱丹溪诊治三个症状相同的患者，辨证和施治却并不一样的医案为例，来批驳父子传承三世必为良医的世俗观点。他认为只有像朱丹溪这样熟读经典，博采诸家，临证才能得心应手。
《赠医师葛某序》中所说的医师葛某，指的是元代名医葛应雷（1264—1323），江苏人，字震父，一作震甫，号彦和。其祖父思恭、父亲从豫皆为医家。他幼习举子业，后精研家藏方书，治病处方异于他医。大德十年补平江路医学教授，仕至江浙官医提举，著有《医学会同》20卷。宋濂说他通晓三世之书，治疗疾病“决死生，验瘥剧，若烛照而龟卜，无爽也者”。
宋濂还有一篇《赠贾思诚序》，是应他的同乡张君请托，为他的外弟、医生贾思诚写的一篇赠序。因“勤民成疾”，患了眩晕症的张氏请来朱丹溪治疗。朱丹溪诊脉问症后，嘱咐他注重情志养生，并让弟子贾思诚留下护治。贾思诚视患者“如手足之亲”，调护“数年之久而不生厌”，终至痊愈。文中批评有些医家忙于应酬，诊脉开方漫不经心，缺少为医者不失人情的医德。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有“还山须种千株杏，等待仙华道士来”的诗句，称赞贾思诚的学识和医术。
陈继儒《赠御医何承云序》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朝文学家、书画家。他终生隐居著述，工诗善文，著有《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等。陈继儒曾撰《赠御医何承云序》，开篇说：“士尝言，不为相则为将。乃医则二者多兼之。”医药之学，本来只是一门“微于腠理”的技艺，却与相者“制治于未乱”，将者“图变于预设”相提并论，同样有寿国寿民、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何承云出身于医学世家，家藏“禁方奇经，多秘弗传”。他刻苦攻读，精于临证，“起为景王御医，声驰吴楚间”。明代的医事制度规定，各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的医疗药事。明洪武四年（1371年），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各一人，由太医院推荐，吏部任命。何承云因医术精湛，曾任景王府的御医，吴楚间闻名遐迩。何承云荣归故里后，患病求医的人“户满屦矣”；四方来拜师请学者，“车塞道矣”。不论患者家境贫富还是来自远近，何承云都细心救治，允诺接纳，故上自缙绅，下及细民，每见到何承云都要“拱手加敬，称仁人云”。
万历庚辰八年（1580年）秋，陈继儒抱病三个多月，又遭遇母亲去世的变故，“内有哀痛迫肠，外有虚热攻体”，命悬一线，自认为只有等死了，在请来何承云诊治后，“投药试饵，应手而愈”。陈继儒写道，“有生之乐者，夫孰非公所赐耶”？病愈后的陈继儒感慨万千，在序的最后说：“公非直与将相等也。”他把将相与医家何承云比较，认为前者比之何承云有3个不及之处：将相位尊骄倨，“倚富贵而羞贫贱”，而何承云“以药石惠及匹夫匹妇”；将相“虚縻爵禄，执空文以罔主上”，而何承云“视人若视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报，报不厚责”；将相如不贤，“或巧樱善类，以快私意”，而何承云“保恤调护，毕其技能”，凭借其医术医治将相患病的身体，而将相凭借何承云的医德品行，可“医治”天下人之心。陈继儒藉此感谢何承云，并直言这就是他作这篇赠医序的用意所在。
出自历代文学家之手的赠医序，实际上也是所在时代的杏林医家传略。作者以真挚的情感，夹叙夹议，文字简洁，勘正谬误，针砭时弊，嘉奖医德，为我们留下古代有名和无名医家的点滴轶史，值得一读。（原所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