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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昌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医门有“法律” 医者笃于情

喻昌(1585~1664),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清代著名的医学家,后人誉其“一生自儒而之禅,自禅而之医”。喻昌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他强调辨证施治,倡导诊治规范,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传世医书,与张璐、吴谦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名医。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喻昌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本姓朱,是明代宗室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与清代著名画家、八大山人朱耷(约1626~1705年)同出一脉。因祖上宁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1589年)密谋造反,事败得祸,连累家族各支,后人不得不更名改姓,隐居民间,从“朱”姓改为“余”姓,后又变“余”为“喻”。
 
喻昌自小聪明过人,《清史稿》载其“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他少年读书习儒,攻举子业,精力过人,博览群书,自命不凡。虽才高志远,仕途却不顺利,45岁才考中贡生,被选送到京城时,仍然踌躇满志,希望有所作为。喻昌曾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陈述辅国政见,要求“修整法治”。但因人微言轻,这一建议没有引起已经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的重视。在京城几年间,喻昌郁郁不得志,只得扫兴而归。后又值清兵入关,50岁时决定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潜心研究佛学和医学,苦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学著作。几年后,他决定蓄发下山,以行医为业。
 
喻昌所到之处,皆以善医闻名。他经常来往于南昌、新建、靖安之间为广大农民治病。据《靖安县志》记载:“嘉言居靖安最久,治疗多奇中,户外之履常满焉。”他治病不分贫富,审证用药反复推论,德高而术精,深为同道所敬仰。清顺治年间,朝廷曾下诏征聘他为官,但此时喻昌早已绝意于仕途,力辞不就。他曾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于是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先后撰写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等医书。喻昌的学生颇多,他培养出一大批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徐忠可、程云等,这些人在我国医学史上均有较高地位。
 
据《常熟县志》记载:清顺治十五年,喻昌突然中风,直到第二年六月才有好转。在病中,他还在为自己撰写的最后一部医书《会讲温证语录》题辞。喻昌平素精于棋术,公元1664年(清康熙甲辰年),80岁高龄的喻昌与围棋国手李兆远对弈,局终收子时,溘然长逝。因喻昌无子女,由其外甥赴常熟扶柩而归,停柩于靖安萧寺长达五十余年。至雍正年间(1723~1735),由医家曹必聘倡议,与众医迎柩至南昌百福寺中,后人在寺中立有其塑像和画像以便祭祀。百福寺僧人又在寺旁建喻先生祠,并将其柩安葬在东汉徐稚墓侧。新建文人罗安曾为其像题诗曰:“医国藏高手,床头寓意篇。成名宁在艺,萎蜕或疑仙。真像留荒寺,遗骸表古阡。行人识征士,瞻拜敬加虔。”
 
医门有“法律” 医者笃于情
 
《医门法律》是喻昌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初刊于1658年。本书结合临床病证,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谓之“法”;同时指出一般医生在临床辨证治疗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指示禁例,谓之“律”。书中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医时的规范,故书名为《医门法律》。
 
喻昌有鉴于当时医者“浅、伪、圆滑,以病人身命为尝试”“心之不明,术之不明”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撰写了《医门法律》。由于曾有佛门修行的经历,他在书中试图以戒律来规范医家的行为。他先引经据典,后参以己见,论述病因病机及证治,再提出条律告诫医者在治疗疾病时应注意的问题,最后再附治疗诸方。
 
喻昌作为中国传统医家的代表,秉承“大医精诚”的理念,追求“精于术,诚于心”的境界。他刻苦研读医学经典,形成了很多独特的见解。所著《尚论篇》,倡导伤寒的三纲学说,书中论述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这一见解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个重要流派。喻昌还提出,人体之中存在有“大气”统摄于周身。正是由于“大气”的作用,才使五脏六腑、大小经络发挥各自的功能活动。若大气一衰,则人身的气机运动无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机化灭,气立孤危”,再甚者则危及生命。这一学术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喻昌认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以“爱人利物”之心行医则“自无不到之处”。他是首位提出“医者笃于情”观点的医家,认为行医时要对患者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同情心,特别强调“视人尤己”“作风正派”,这与他的“入禅”经历有关。据记载,江苏常熟的大文豪钱谦益是他的好友,1644年,应其盛情之邀,喻昌定居于常熟城北虞山脚下,并开了一间草庐医所,为当地百姓治病。喻昌待人热情,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凡有求者均鼎力相助,尤其怜悯穷苦病人。穷人来就医他不仅送医送药,还在药包中夹带银两,临走时常常嘱咐一句:“回家煎药之前一定亲自检点一下药。”可以说喻昌的行医生涯,践行了儒家的“仁爱”,佛家的“为善”,为后世所敬仰。
 
重视顾护脾胃
 
喻昌援引释教“过午戒食”的观点丰富了病后调护的理论。他认为,除多食肥甘厚味易生痰湿外,进食时间也与痰的生成有关。从人体阳气盛衰变化规律来看,中午之前阳气较旺,脾胃运化功能较强,不易生痰。午后阳气渐衰,此时再进食则“火不暖土”,脾气运化不利,饮食易变生为痰。其后亦有多位医家有过类似论述,如《医学传灯》中就有“释教过午不食”的说法。
 
喻昌认为,在脾胃与饮食的关系中,只有脾胃强健,才能更好地化生精微物质,即“脾中之阳气旺,而饮食运化精微,复生不竭之阴血也”。饮食适宜可以滋养脾胃,促进其运化精微化生气血的功能,“人身之血脉,全赖饮食为充长”;若饮食失宜,戕害后天之本,运化失司,气血失养,则脏腑功能失常。他在《尚论后篇·尚论四时》中还说:“乃纵肆辈日饮食于天地之阳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习,此其心先与凶恶为伍,凡八风之邪,四时之毒,咸得中之。”即饮食放纵,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恣意妄为,使人心凶恶放肆,心神一乱即为外邪侵袭埋下祸根。
 
喻昌重视顾护脾胃,主张少摄饮食以爱惜脾气,夜间戒食以静息脾气,饮食清淡及戒食性味稠厚之品,这些饮食调摄方式对后世的疾病治疗法则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赵歆 梁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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