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用含有人参的方剂（茯苓四逆汤、桂枝附子汤、理中汤）救治两个危重症的医案，这是在全书很少见的。他正是在对仲景所有含人参的方剂及其治证的剖析中，来探寻用人参之微旨的。
用人参除邪气
人参的主治，《本经》一连用了8个动词，即：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看来，其补益作用是很显著的，故本草“十剂”云：“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
《别录》对于人参“除邪气”作了进一步的宣译，即它认为：人参可“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
邹润安指出，对于以上人参所主治的病症，在张仲景著作中皆分别有相对应的方剂，如：主“肠胃中冷”之茯苓四逆汤，吴茱萸汤、附子汤；主“心腹鼓痛”之大建中汤、理中汤；主“吐逆”之平姜黄连黄芩人参汤、麦门冬汤；主“调中”之半夏、生姜二泻心汤、薯蓣丸；主“消渴”之白虎加人参汤；主“通血脉”之炙甘草汤、通脉四逆汤；主“破坚积”之鳖甲煎丸，等。以上相对应者，凡三十余方，皆效验昭著，人参“除邪气”之功可谓大矣。这也说明仲景用药，在处宗法《本经》，而又多方以调剂之，以发挥其最大功效。
辨人参之可用与不可用
对此，邹润安联系张仲景著作中诸方证来对此作了较详的辨析。
1．有表证而邪正不分者不可用。
邹氏引徐洄溪的话说：“疾病有分有合，合者，邪正并居，当专于攻散；分者，邪正相离，有虚有实。实处宜泻，虚处宜补，一方之中，兼用无碍，且能相济。”
以小柴胡汤证为例，其方后注有云：“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外有微热”及“不渴”，都说明表证尚未解，邪气尚混合不分，故当去人参。
2．表证已罢，内外皆热，虚实难明者，尤不可用。
即是说，人参于热盛而虚者可用，实者不可用。如白虎汤证之“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即不属于虚证，故不用人参。又如小柴胡汤证，“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也是因为此时“邪聚于上不得泄越”（即不呕），也不属于虚，故不用人参。
3．表邪已化热，邪正已分者，可用人参。
如白虎加人参汤证，仲景特别申明是“渴欲饮水，无表证”。邹氏加以解释说：“表证不渴，渴则风寒已化，邪正分矣。”虽然此时尚有“时时恶风”或“背微恶寒”，但它不是常常恶习风或遍身恶寒，说明表邪已经化热，特尚未尽耳。
4．肠胃中冷、中气不能自立者可用人参。
理中丸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方。邹润安说：凡用人参，必究病之自表自里，“其不由表者，若霍乱之寒多，用理中丸，腹痛更加之，虽头身疼痛，发热，无所顾忌。”
再如桂枝人参汤证，表里相混难分；黄连汤证，里证寒热难分。前者外热内寒，后者上热下寒，正因为其中气不能自立，故寒热各据一所而不相合，不相合则终必相离而使病情加剧。故两方中皆须用人参之冲和煦育，调补中气而使寒热调和，起一个枢纽以应环中的作用。
5．脾胃虚弱，更触邪气之呕必用人参。
邹氏说：“呕者用人参多，欲呕者用人参少，是人参之治呕有专长矣。”
人参色黄气柔，味甘微苦，惟甘故补益中宫，唯苦故于虚中去邪。故无论寒邪热邪之盛，或病后阴虚阳虚，皆可用人参治呕。如大病差后，喜唾，胃上有寒，宜理中丸；又“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正因为人参之气冲和而性浑厚，“能入阴化阳，故入寒凉队中则调中止渴，入温热队中则益气定逆也”。
6．诸药之需协调平衡而使药力齐者当用人参。
比如在乌梅丸、竹叶石膏汤、温经汤、薯蓣丸和侯氏黑散等方中，或以寒药为君，或用寒药甚多，或以热药为君，或补泻错杂，或收散并行，然而诸方中若“非人参则其力不齐，而互相违拗者有之矣”。再如九痛丸之亦用人参者，则在于方中狼牙、巴豆皆非常用之品，且有毒，“乃使跋扈者将兵，而以纯厚长者监之之术。
总之，邹润安认为，人参为阴中之阳（其草背阳向阴，不喜风日，即由其生长环境使然），其力厚，其性醇，色黄味甘，故首入脾，次入肺，次入肾，次入肝，次入心，愈传效愈著，所谓“主补五脏”也。“其入气药中，则合和而生气；入血药中，则归阴而化气；入风药中，则所至而布气”。既使它在处方中有时不属于君药，或用量亦不多，但它在方中所起的协调、平衡、监制等作用绝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