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偶然与针灸结缘，却一生独钟于此。
•他创新用艾灸治热症，一反千百年热症忌灸说。
•他致力于提高临床实践的质量，先后提出了“热证可灸”“动穴与静穴”理论。
•他数十年如一日从事着中医针灸高等教育，桃李遍布世界各地……
春意盎然的四月，初见魏稼教授，他腰背挺直，双目有神，说话中气十足，精神矍铄，若不是岁月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浅有致的皱纹和稀疏的白发，真难以相信他已届耄耋之年。
魏稼少从叔父名医魏荷生学习中医，研读经典著作，继承家传医技。20世纪50年代初，师从国内针灸名家赵尔康、徐少廷，随后相继在江西中医进修学校和南京中医学院深造，研修中西医学课程。此后一直在江西中医药大学（原江西中医学院）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是第一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西省名中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踏上针灸之路60余载，擅长用“飞针术”和“刺营术”治疗临床疑难病症的他，提出了“热证可灸论”及“动穴与静穴”理论，有效推动了灸疗学的发展，为“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的针灸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望针灸之路
“我深感学针灸一定要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最好还要带点倔犟劲、傻子气，不受外部环境的任何干扰，不如此，是难以到达成功彼岸的。”
魏老与针灸的结缘始于1947年。彼时的他沉浸在古典文学名著中，如痴如醉。祖父让他跟叔父学医的决定，将他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魏老回忆道，起初读《内经》《伤寒论》，感到索然无味。但是有一年的秋天，祖父患腿痛，卧病在床。叔父开始用中药效果不好，随即改用隔蒜灸后疼痛缓解。从此，他对针灸萌发了浓厚兴趣。之后几年，魏稼师从无锡名医赵尔康，攻读了《针灸秘笈纲要》及《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相继治愈一些患者后，深受鼓舞，对针灸的追求愈加强烈。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重西轻中”现象比较明显。“不是同样为人民服务吗？为何选择针灸这门令人受气的职业呢？”“针灸没有内科吃香，发展前途不大……”魏稼的内心也曾在各种言论的冲击中矛盾挣扎过。正当魏稼歧路彷徨之际，江西省卫生厅给了他跟随针灸名医徐少廷学习的机会，在徐氏诊所，魏稼看到门庭若市的求诊患者，听到满座谈论针灸的神奇疗效，此前受到的内心冲击也随之烟消云散。
1975年，魏稼跟随国家援外医疗队来到突尼斯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援外工作。他发现外国人对针灸非常崇尚，甚至总统儿媳、总理夫人、政府要员都指明邀请中国针灸医生前来诊治。针灸显现出的耀眼光环令他的民族荣誉感与职业自尊心为之一振。
魏稼认为，能够成为名医的客观标准有两个，一是有良好的临床疗效，有持久而众多的主动求医者，以疗效论英雄；其次是知识渊博，理论造诣较深，有水平较高的论著问世。而魏稼恰恰是这样的名医。
“学业有专攻”“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在长期的临床应诊中，他发现很多针灸医生对一些针治数次失效患者，往往改用服用中药等其他疗法，针灸由主角逐渐成为配角，专业优势不再突出，求诊者反倒日渐冷落。
魏稼决心从专业专攻上转轨，遇到针灸失效的患者，他首先找主观原因，然后从针灸纵深处反复挖掘疗法，更新诊疗方案，实在山穷水尽，无可奈何时，才转诊或改用他法。在临床上，他开设过针治哮喘、聋哑、慢性胃病和痿证、痹证以及坐骨神经痛等专病门诊；探索流行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的针刺疗法；到精神病院专治精神分裂症；从事脑梗塞的针刺治疗研究等等，成效显著。
从20世纪50年代起，魏稼专攻各家针灸学说与流派，深入到各专科医院进行全面系统的临床治疗观察，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4部，其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各家针灸学说》，被针灸界权威誉为创举，丰富了针灸理论,拓宽了针灸研究领域，从1987年出版后已重印10余次，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通用至今。
“毕竟，这个课题属于‘继往’性质，仅仅继承是不够的，还得着眼于未来，瞄准学科前沿，做些‘开来’性工作。”于是，魏稼把主攻方向转移到创立“无创痛针灸”学科上，策划、组织编写了《无创痛针灸学》，又主编出版《无创痛穴疗学》，力图促进这门新学科的不断完善。近年，为适应当前研究生教学需要，魏稼还主编了《针灸流派概论》，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针灸学者提供了教学、临床和科研新教材。
愿作“动穴”开路人
长期以来，人们多偏重于静穴的临床应用，对动穴的探索却很少有人关注。近些年，魏稼把研究重心放在“动穴”理论的传承上，提出“动穴”和“静穴”两种状态，认为将所有针灸腧穴区分为动静两大类才能更好体现腧穴的性质与特征。
魏稼认为，“动穴”即动态型腧穴，是遍布体表，无具体名称、数量，无固定部位，且隐现无常或呈游移状态。其中，动穴可包括阿是穴，而阿是穴难以涵盖动穴。动穴强调定位主治的“个性”与“特异性”，而静穴则注重“共性”与“普遍性”；动穴是以实践检测结果为定位依据，静穴多以文献记载理论为定位依据。
用魏老的话说，“动穴”理论是对既往腧穴理论的颠覆，将对开发动穴潜能、提高临床疗效乃至发展与重构腧穴理论，都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他倡导针灸界打破原有思维定式，加大动穴的探索力度、扩大动穴的应用范围、增加动穴的使用频率。
为证明动穴疗效不凡，魏稼重温古籍，发现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对动穴的疗效有好评。如《内经·纵刺论》谓邪客于足太阳之络(足太阳经病症)，可在脊椎旁按压，当出现应手而痛处刺之可“立已”(痛立止之意)；《素问·举痛论》谓自寒气客于背的痛症，按之而现热感则“痛止”；《明堂经》谓治痨瘵可按膏肓穴，于出现中指麻处灸之，则“无不效”；《千金方》谓取阿是穴治病，“灸刺皆验”；《针灸资生经》谓背疼灸背部痛点“即不痛”或“愈”、带下于带脉穴按之疼痛则“灸无不愈”、哮喘在肺俞按之痛即用火针刺之“即愈”；《普济方·针灸》谓足不能行，灸下肢疼痛处“无不效”；《医说续编》与《类经图翼》谓：下血症如在命门出现疼痛，灸之多能“根治”。
国外文献中，日本学者于公元15世纪就根据孙思邈的阿是学说，写出了专论阿是穴的专著；近年来，日本著名学者代田文与幸羽赤兵卫等均在其著作中反复盛称应用动穴获得的神奇功效。
经过总结,魏稼提出，在应用静穴失效或疗效不佳时，改用或加用动穴施治，往往有不同凡响的疗效，动穴可补静穴之不足，对提高临床疗效有重要意义。不过，动穴并非万能，静穴也有补动穴不足的功能。所以在临床用穴时应注意动静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动穴与静穴优势互补作用。
2008 年《中医药通报》相继发表了魏稼教授的《动穴疗效钩玄》和《动穴定位钩玄》，他率先提出“动穴”新理论，开创了以腧穴敏化为特征的腧穴与临床研究领域，创立了一系列通过疾病反应点即敏化的腧穴来治疗疾病的针灸疗法，为针灸效应的实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动穴”理论的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腧穴热敏、腧穴力敏的研究方向，魏稼的学术继承人陈日新为核心的继承团队所创立的腧穴热敏理论与热敏灸疗法已在全国知名，不仅提高了灸疗临床疗效，还提升了灸疗的学术地位，被列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重点推广项目，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定的行业标准。
传道育人用心良苦
少时的魏稼，出身寒微，常常食不果腹。为了学习中医，其母硬是以青菜南瓜充饥，节约出五斗谷子换成货币，给他买了一部《温病条辨》，母亲的良苦用心一直激励着他力争摆脱困境。到省城后，魏稼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约，即每天除保证8小时睡眠并做好工作外，尽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夏天气温高，蚊子多，他就用盆装满冷水，外罩蚊帐，人坐在里面读书，有时外出也争分夺秒，默诵默记。
苦寒出身的魏稼在治学上一直勤勉自律，他提出治学要有热心为事业、为病人的精神，有决心奋斗到底，苦心经营、刻苦勤奋，虚心请教，铁杵磨针精神。这不仅是魏稼躬身践行的信条，更是他对学生的期望。
“治学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以是否能提高针灸临床疗效为准绳”，魏稼始终最推崇的是这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争取多实践，每次遇到下乡支农的机会，魏稼总是主动要求参加，由于农村病人病种多，利于积累经验，他便强制自己多写多改。为了写《各家针灸学说》，魏稼历时30多个春秋，翻遍了学校馆藏资料，还把触角伸向全国，为找到《神应经》，几经周折，几乎铁鞋踏破。
学习中医针灸，魏稼提倡先要认定其特别突出、不同于现代科学之点，然后研究对策，探讨方法，针对性更强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全盘照搬现代医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就可能走入歧途。
“拜能者为师，集百家之长，为我所有”是学中医的重要方法之一。魏稼告诉学子，从师不必局限于名人，同道、工人、农民、学生、患者……虚心处处皆学问，虚心处处有我师，不耻下问非常重要。
一次偶然机会，魏稼听闻某医院有位医生善用烧山火、透天凉手法，手技特殊，他便前去拜访，邀请医生现场表演，习得其方法；听说南昌有一位工人善用针刺放血治小儿麻痹肌萎缩，他亦多方寻找；听说当地有位农民善于使用针刺太阳等穴放血治疗急性结膜炎，效果很好，他便顶着风雨前去求教……
习医多年，魏稼始终对病人保持着一颗恻隐之心，并以此要求学生。“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魏稼经常用孙思邈《大医精诚》里的这句话来教育他的学生对病人要有同情心。他教导学生在临床上要特别注意提高患者的信任感和研究患者心理，例如在接诊中，要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多谈成功事例，增强患者信念，使之更好配合治疗。对于少数棘手或预计难以取得效果的病例，不妨让他另请高明，万一坚持要治，也须告知预后，定好疗程，以免造成逆反宣传。在复诊中，可以对有效病人多作询问，通过现身说法来宣扬现实疗效；对疗效不佳者，在已对病情了如指掌情况下，无须过多引导陈诉。
“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提高知名度，只能靠老老实实做学问，靠独到的疗效。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是不行的。”魏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