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是个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正是因为时局的变化激发了当时中医学术气氛的活跃，新学说、新方法不断涌现。因此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这个时期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等金元著名医家以他们鲜明的学术特色，成为众多医家中至今仍闪烁着光芒的耀眼之星。
笔者查阅、研读金元医家著作中有关治疗健忘的内容，发现先贤论治本病见解独到。金元医家论治健忘各有特色。在本病的病因病机认识方面，刘完素倡导火热论，认为健忘源于心阳偏亢，风热壅滞。朱丹溪著作中列健忘专题，认为本病的病因是年事渐高，思虑过度，主要病机是精血亏耗，心神失养；同时提出“痰在膈间”的健忘致病学说，见解独到。在本病的治法选方用药探述方面，诸医家除采用补心养血、安神定志治法外，刘完素运用疏散风热和消积导滞的方法治疗健忘，经验可贵。朱丹溪提出逐痰以治忘的思路；危亦林则列专方，从痰论治健忘，自具特色。这些方法和经验对当今中医临床治疗健忘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试从病因病机和治法用方角度归纳探讨如下。
病因病机
金元医家列专题讨论健忘病因病机的很少，对健忘病因病机的认识散见于诸家医籍之中。如刘完素的风热壅滞致忘，朱丹溪的精血俱耗致忘、痰在膈间致忘等。
风热壅滞致忘
刘完素是火热致病论的倡导者。当时战乱频频，疫病流行，而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温燥治法往往不能奏效，刘氏蒙《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之启示，投以寒凉之剂，每获奇效，后世传人加以继承发展，独成寒凉一派。对健忘病因病机的认识，刘氏也重视火热的因素。他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热门》中指出：“夫肾水真阴本虚，心火狂阳，积热以甚，以致风热壅滞……或睡语咬牙，惊惕虚汗，或心忪健忘，烦躁多睡。”关于“风热”，他认为“夫风热怫郁，风大生于热，以热为本，而风为标风，言风者，即风热病也”。由此可见，由于阴虚而心阳偏亢，加之风热壅滞，扰乱心神可致健忘，刘氏之说突出了火热致病的特点。
精血俱耗致忘
朱丹溪研究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三家之说，推衍其义，提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在《格致余论·养老论》中说：“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局无事，已有热证。”这是因为“人身之阴，难成易亏，六七十后，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几欲亡越”，所以出现“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晕，肠燥面垢，发脱眼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诸症。朱氏认为健忘等症出现的原因，是精血俱耗，神气衰惫，心神失其濡养，加之阴虚不能藏阳，以致虚火上扰心神。在《丹溪心法·健忘》中有“健忘者，此证皆由思虑过度，损其心胞，以致神舍不清，遇事多忘，乃思虑过度，病在心脾”的论述，这也对应了精血亏虚、心神失养导致健忘的观点。可见，年事渐高、思虑过度是健忘的重要病因，精血耗损、心神失养是健忘的主要病机。
痰在膈间致忘
朱丹溪论病尤其重视“痰”的作用，认为“痰”可分为热痰、酒痰、食积痰、风痰、寒痰、老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可在胁下，在四肢，在膈上，在膈间，在肠胃间，以及在咽喉中。在论治健忘时，朱氏弟子戴思恭认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提出患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金匮钩玄·健忘》），在“痰”的专题论述中也指出：“痰在膈间，使人颠狂、健忘，宜用竹沥。风痰亦服竹沥，又能养血。”（《金匮钩玄·痰》）根据篇中“竹沥滑痰，非姜汁不能行经络也”，从“宜用竹沥”“亦服竹沥”可推测朱氏之意：由于痰在膈间，阻滞心之经络，扰乱心神而致健忘。朱丹溪及其弟子开创性地提出“痰”是致健忘的原因，为后世医家治疗本病提供了新的思路。
治法用药
由于金元时期新兴医学流派的形成，改变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诸医家根据各自的医学理念选用方剂或创制新方，大大地丰富了中医临床治疗经验。金元医家关于健忘治法用方的思路和经验也体现在他们的组方用药上。
养心安神，定志治忘
查阅金元医家诸多著作时发现养心安神、定志治忘的方剂较为多见，如《丹溪心法·健忘》中所附的归脾汤和定志丸。归脾汤药物组成：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酸枣仁各一两，人参、木香各半两，炙甘草二钱半。此方为宋代严用和首创，以补脾为主，兼顾心神。白术、茯神、人参、甘草补益脾气，黄芪鼓舞胃气。龙眼肉，明代医家李时珍谓“开胃益脾，补虚长智”，并认为严氏用龙眼肉是“取甘味归脾，能益人智之义”。酸枣仁养心血、安心神；木香疏理气机，补脾胃而不碍滞。归脾汤自严氏创制以来多被后世医家引用，被誉为治疗健忘之千古名方。定志丸的药物组成与唐代孙思邈的开心散相同：远志二两，人参、菖蒲各一两，白茯苓三两。方中远志的主要作用为温补心气，菖蒲辛散可开窍醒神，人参、茯苓助远志补气，全方补养心气、安神定志，故可“治心气不定，恍惚多忘”。与定志丸功效相似的还有元代医家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健忘专题列出的小定志丸、菖蒲益智丸、朱雀丸等。另有偏于滋阴养心血治健忘的十四友丸（《世医得效方·卷第九》），养心治忘的二丹丸（《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等。金元时期医家多以《黄帝内经》为学习典范，“心主神明”是论治健忘的理论基础，因此补心气、养心血、安神定志成为当时治疗健忘的主流治法。
疏散风热，和血止忘
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补养门》所载防风当归饮子，药物组成为：防风、当归、大黄、柴胡、人参、黄芩、甘草、芍药各一两，滑石六两。方中防风、大黄、黄芩、滑石合力疏风清热，柴胡、芍药理气疏肝，当归、人参补气和血。诸药合用可除肝心风热之壅滞，补脾肾气血之亏虚，故可“治脾肾真阴虚损，一切风热壅滞”风热扰心之健忘。又如刘氏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所创之愈风汤，药物组成：羌活、甘草、防风、蔓荆子、川芎、细辛、枳壳、人参、麻黄、甘菊、薄荷、枸杞子、当归、知母、地骨皮、黄芪、独活、杜仲、白芷、秦艽、柴胡、半夏、前胡、厚朴、熟地黄、防己各二两，茯苓、黄芩、芍药各三两，石膏、苍术、生地黄各四两，桂枝一两。原方用于“中风证内邪已除，外邪已尽”，或“大风悉去，纵有微邪”，或“如初觉风动”之中风后调理和中风先兆的预防。方中以疏风清热之羌活、防风、石膏、知母等药为主，配以滋阴养血之熟地黄、当归，疏肝理气之柴胡、芍药、枳壳，健脾化湿之厚朴、苍术、茯苓、半夏，共奏其效，可“行导诸经”，“又疗脾肾虚，筋弱，语言难，精神昏愦，及治内弱风湿……内弱之为病，或一臂肢体偏枯，或肥而半身不遂，或恐而健忘，喜以多思”。久服可起到“安心养神，调阴阳无偏胜及不动荣卫”的效果，风热得清，心神得养，阴阳调和则健忘自止。以上二方均与阴虚阳亢、风热壅滞致健忘的病机特点相对应，其组方用药值得研究。
消积导滞，通利除忘
刘完素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泄泻门》中载益元散，药物组成：滑石六两，甘草一两。可“定魂定魄，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主痫痓惊悸，健忘”。方仅由甘寒之滑石，调和之甘草两味药组成，刘氏却认为“久服强志轻身，驻颜延寿”，究其缘由，有其深刻寓意：刘完素身处北方，原本气候干燥，又“天以尝火，人以常动”。人们习性刚强，多食粗粮，肠胃偏于干燥。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常用些辛苦寒凉药，开通结滞，流湿润燥，是很合理、很需要的，所谓“异法方宜”。肠中积聚得除，九窍六腑得通，宣气机，生津液，即可“补益五脏，大养脾肾之气”，使耳目明，经脉通，气血和，真元保，则治健忘的功效亦可达到。另一首除冷积治忘方为神仙楮实丸（《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补养门》），药物组成：楮实子一升，官桂四两，牛膝半斤，干姜三两。可“治积冷气冲心胸及有蛔虫疼痛，痔瘘……眼花少力，心虚健忘，冷风偏风等疾”。方中楮实子消积导滞，官桂通阳散寒并可平冲降逆，干姜温中止呕，牛膝强壮腰膝。服药后冷积得消，经脉得通，心胸之气逆得降，气机得条畅，则心虚之健忘得除。刘完素的消导积滞以补虚损，推陈以致新的治健忘方法，颇具特色。
化痰逐浊，清心开智
朱丹溪指出，痰是导致健忘的原因，那么，治疗健忘自然需要化痰逐浊。但朱氏除推荐用竹沥逐痰治疗外，在方剂上未有明确体现。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列加味茯苓汤，则是从痰论治健忘的明证。其方药组成：人参、半夏（计量原缺），陈皮一两半，白茯苓、益智仁、香附子各一两，甘草五钱。方中半夏祛痰除浊，配陈皮、香附条畅气机，可增化痰之功；人参、茯苓补益中气，健脾化湿，以清除生痰之源，益智仁可养心安神定志，加甘草之调和。诸药合用，共奏化痰逐浊理气、清心安神开智之功，可“治痰迷心包，健忘失事，言语如痴”。此方对化痰开窍治健忘这一思路的延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永灿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