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是“馋人”，这样，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评。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在一起吃过多次饭，饭桌上，我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一位能够操刀下厨的学者，关于他的烹调手艺，许多文章总爱提到他的“海米烧大葱”，以讹传讹。其实，真正吃过的，并无几人，我因此事问过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一时没辙，现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厨，一应饮食，都是敦煌说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饭馆中碰到敦煌，用饭盒盛了几样菜买回去吃，我想，他一定不会满意，只能将就。每逢旧历年，总做几样家中小菜送过去，恐怕也不见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渭先生和我谈吃最多，常常回忆旧时北京的西餐。有几家西餐馆，我是没有赶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时，西餐馆中做有一道“鸡盒子”。这种东西，我也听父亲多次提到，面盒是黄油起酥的，上面有个酥皮的盖儿，里面装上奶油鸡肉的芯儿，后来，我在一家餐馆吃过，做得并不好。朱家潘先生还向我讲起一件趣事，他在辅仁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去吃西餐，饭后，他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带钱，只好将随身的照相机押在柜上，回去取钱后，再赎回来。当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没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启功先生也不愧为“馋人”。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稿酬制度，彼时，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当中华书局几位同仁有拿了稿费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记得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馆子，是交道口的“康乐”、东四十条口的“森隆”，稍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开业，启功先生也用稿费请大家吃了一顿。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馆能选择的，也不过几十家而已。
在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小型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他们也都讲究饮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
文人中也不尽是好吃的，不少人对饮食不是那么讲究。张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禅外说禅》等书中提到的饮食，多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之类的菜，以为十分鲜丽清雅，比北京馆子里做的好多了。
1999年5月，因为开会，我住在西山大觉寺的玉兰院，恰逢季羡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来，我陪老先生遛弯儿聊天，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
其实，我对大觉寺茶苑中的厨艺水平十分了解，虽然那几日茶苑为他特意做了几样点心，但其手艺也实在不敢恭维。老先生与我谈起他的饮食观，他说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用他的话说是“食无禁忌”，也不用那么听医生和营养学家的话。
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尤其是一些家常饮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看望胡絮青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了，不让您了”，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诱人，我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只好说“别客气，您慢慢吃”，可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
“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千里”还是“干里”，“末下”还是“未下”，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