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医学第一经典的《黄帝内经》，汇集了秦汉之前漫长历史旷野所积淀的医疗实践经验与医学理论成就，成为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基石。迄今为止，其构筑的中医学学术体系框架、确立的中医学核心理论内容，一直被奉为圭臬，未被后世超越和突破。可以说《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水平，即代表着中医学的理论水平。
但是，在我们充分肯定《黄帝内经》理论价值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黄帝内经》整部医学文献解读、阐释所面临的诸多困窘：一是诸多基本概念、术语内涵的混杂不清，诸如经络的本质是什么？经络理论中包含的经别、大络、络脉等是什么关系？作为人体核心理论的“神”指什么？其与魂、魄、意、志等存在什么关系？二是理论与临床的悖离。如作为经络理论重要组成之奇经八脉，除任督二脉，根据现代针灸理论，其他六条经脉有经无穴、无归经药物，其理论难以落地临床；作为《内经》重要精气的营卫二气，其独立内涵是什么？与气血的关系是什么？临床有什么应用？三是大量经文、理论的玄奥难解。这种难解之文，有的被后世研究者误读或错解，有的则被回避而搁置。
基于以上诸多问题，对《黄帝内经》的经文解析与理论探讨对中医理论发展具有无限的价值与意义。但当今中医理论学界，又面临着理论研究的瓶颈与滞碍，表现为：难以见到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黄帝内经》理论研究文章、著作数量的锐减，以及纯粹理论与文献研究人才的不足等。分析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现代科学的强势引导形成的重现代实验研究、轻传统文献探索，重与现代科学密切关联的学科发展，轻古代医籍的挖掘阐释等影响之外，中医理论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史记·商君书》有言：“常人安于固俗，学者溺于旧闻。”拘于后世错解、抑或被西化后的中医理论与知识去解读研究《黄帝内经》，是无法形成认知与理论突破的重要因素。
张维波研究员本为生物物理学科背景，但却有志于中医学经络理论与实质的探究。他于1988年进入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即开启其漫长的经络、腧穴之生物学结构研究与探索之旅，提出了经脉的低流阻通道学说，后进一步升级为经络间质通道学说。经过40年8个国家级课题的持续研究，其学说已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不仅获得了2010韩国颁发的最佳科学引文奖，还入围美国斯坦福大学根据国际Scupus数据库引文统计结果发布的2022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同时，张维波对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怀有极高的尊崇与极大的热情，三十余载孜孜以求，精研《黄帝内经》而有甚多珍贵体悟。其独有的现代科学知识结构，其不带任何固有定势、陈旧思维束缚的认知视角，其研几循理、宏采约收的治学精神，在王燕平教授和李宏彦博士两位中医学科班出身的作者协助下，最终成就了一个《内经》专业领域的学者都难以达到的学术高度——《解析黄帝内经》的问世。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的内容围绕“经络”展开，中篇内容是在经络基础上的拓展，涉及经络以外的诸多中医概念，下篇是对《内经》成书的一点探寻。现将本书的学术成就概述如下。
对《黄帝内经》经络实质与理论的全新解读
对经络实质的阐释
本书首要成就为，基于《内经》文献，结合现代科学实验，对经络实质的阐释。经络、腧穴以及相关概念，是《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内容，是以针灸为主体的外治法施治的关键部位。但是关于经络、腧穴的现代生物学内涵，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即开始了重点研究与探索，并被列入国家“八五”“九五”攀登计划项目，但很遗憾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以现代医学的血管、神经、淋巴系统等知识体系，无法透彻而无滞碍地解释中医学的经络循行与针刺功效。因此，经络与腧穴实质的探讨成为中医学乃至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张维波创建性提出经络的实质是“血脉与分间”，二者皆是实体空腔性结构，相互平行。即经脉线上既存在实体之血脉，又存在实体之分间，后者称为“经分”，即分肉之间的组织间隙，包括皮肤与肌肉、肌肉与肌肉以及肌肉与骨骼之间的各种组织间隙，主要是卫气运行的通道。血脉主行血，分间主行气，二者既是针刺发挥作用的部位，又是邪气所留止的场所。这一观点不仅是对经络认识的飞跃，也实现了经络实验研究与文献的相互印证。
对经络相关系列概念的解读
《灵枢经》古名《针经》，在针灸治疗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发育形成了经络、腧穴的相关系统概念与理论，但这些术语，分散于不同的篇章，对其内涵缺乏基本的定义与阐释，使《灵枢经》的诸多篇章，皆存在晦涩难懂之弊。本书对经络、腧穴所涵盖的不同等级的概念、术语，包括十五络、脉、血脉、血络、络分、孙脉、孙分、腠理、节、经穴等，皆基于经络的核心内涵“血脉与分间”一一进行阐释，且彼此之间环周相合、理论自洽、体系清晰，无论是对经络实质的解读，抑或是经络理论的阐释，皆有重要学术价值。
对诸多经络理论的新解
经络系统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本书以《灵枢经》经文为基点，对十二正经各自的循行进行了更加详尽的补充与完善。而且，基于《黄帝内经》原文，结合现代荧光素钠示踪，突破学界之前所承接的《难经》奇经八脉的固有认知。关于任督二脉，提出任脉并非仅行于腹部，督脉仅行于背部，而是二者皆沿胸腹、背部正中线环周循行，前后皆有，任脉在内圈、深层，督脉在外圈、浅层，解答了任脉为阴，但温灸任脉之关元穴为何具有温肾阳、补下元之火的疑问。关于冲脉，对其循行与动脉分布进行了比较，提出冲脉的本质为人体整个血管和血液，其循行为降主动脉、颈总动脉、髂外动脉、股动脉和胫前、后动脉构成的动脉支系。这些观点，皆是具有重要理论与学术价值的创见。
张维波称其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为“解析”，就像数学中解方程组里的多个未知数，内经中概念之间的关系类似一个个方程，通过不断地分解推演，可使原本模糊的概念能被现代科学语境所解读。比如“经水”，《内经》中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好像是自然界的河流，又似人体中的一种结构，中医教科书多回避谈经水。张维波根据《灵枢·经水》“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合而以治奈何？”推断这时的经水是人体组织，因为自然界河流不可能与经脉“合而以治”，而此处的经脉指行血的动脉。再根据《经水》有“水血”的说法，而前后文都讲气与血，故推测这里的水即指气，结合《灵枢·决气》中气“若雾露之溉”的描述，得出气就是颗粒状的水，经水实为经气的另一种描述形式，其推理缜密巧妙，令人称道。
对《黄帝内经》重要理论的解析
《黄帝内经》是秦汉之前不同医学文献资料、实践经验乃至医学体系的汇总，其不同篇章涉及的内容，跨越漫长的历史旷野，其文献内容，不仅限于竹简、缣帛等文字载体的限制难有充分的阐释，而且，亦存在理论形成早期之雏形、过渡期之补充与阶段性之完善的区别，因此，在《内经》中广泛应用、反复呈现的诸多理论，存在应用颇广但内涵不清的问题，严重滞碍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应用，诸如三阴三阳的形成与内涵，神明的系列概念的解析，膜与筋膜的实质部位与功能等。对这些重要且难解的理论，本书皆作了视角独特的解读。
对三阴三阳概念的解析
三阴三阳是构筑经脉理论、五运六气理论、《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核心概念，是二分阴阳的进一步发展。但三阴三阳的命名、分布是如何确立的？《素问·阴阳离合论》虽然进行了阐释，但由于语言的艰涩，后世多难明其义。本书以《阴阳离合论》经文表述为基础，采用数学坐标系进行分析，认为三阴三阳首先是对人体部位区域的划分，对经脉的命名可以依据准极坐标系和圣人坐标系确定的区域来决定，即循行于阳明区域的经脉为阳明之脉，位于太阴区域的经脉为太阴之脉等。三阴三阳的本质内涵之一是人体的重要分野，它不仅定义了经脉，也对络脉、经别、经筋进行了定义和命名，从而将人体之三阴三阳定位于身体的区域，超越了经脉概念的局限性。
对《黄帝内经》“膜”概念的解析
“膜”在《黄帝内经》中是甚为重要的概念，包含筋膜、膜原、肓膜等术语。首先“筋膜”属于五体之一，由肝所主，即“肝主身之筋膜”；其次，膜是邪气侵犯、形成疑难痼疾的重要部位，肓膜又是临床施治的重要部位，《灵枢·九针十二原》曰：“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但对这些有关联但又相近的术语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本书基于《内经》经文，结合现代医学解剖学组织概念，提出广义的筋膜和膜原均可指人体所有的膜结构及其间隙，狭义的筋膜侧重于四肢运动系统的结缔组织；膜原侧重于腹膜、网膜、系膜等体腔内的膜结构，处于半表半里的部位，并可受邪，其中肓膜强调膜的间隙（肓），是卫气的内行部位。这一界定，使在针灸医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膜系统具有了区分与层次。
对《黄帝内经》系列核心概念的诠释
《内经》理论中，神志类概念如神明、精神、神、魂、魄、意、志等，气类概念如真气、正气、卫气、宗气、邪气等，皆为最基础与核心的概念。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无论是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医基础理论，抑或作为后期临床课程的中医内科学，皆缺乏对其基本概念的清晰界定。本书借助《黄帝内经》经文、现代医学解剖结构以及现代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等知识，对各级概念皆有相对新颖、妥当与可信的解读。如提出精、气、神是生命的基本构成，它们与构成物质世界的能量物质、运动和动力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三者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精为能量物质，转化为神即动力，动力又促进生命组织的运动即气，气这一动力又产生精以补充人体的能量物质。
对《黄帝内经》成书及与《灵枢》《素问》关系的认识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目前通常的观点是西汉末年，即上限为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年代，下限为刘歆编纂《七略》的时代。并默认皇甫谧的观点，认为《黄帝内经》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之一”，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但这一观点实则存在诸多疑点：一是为何《灵枢》《素问》之名未见于《伤寒杂病论》之前的所有文献；二是医经七家的著录见于皇家官书《汉书·艺文志》，已经纳入政府书目，但为何除《黄帝内经》之外，其他六部医经皆亡佚无踪，彻底销匿？三是西汉末年成书的《黄帝内经》系如此恢弘的医学巨著，为何卒然横空出世而未见之前的基础性医学文献。因此，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内经》与《灵枢》《素问》的关系，是一直为历代医家、文献学家所争讼的重要问题。
首先，关于《内经》与《灵枢》《素问》三者的关系，本书认可俞世伟的观点，认为东汉时期的医经七家之著作经历了一次改篡过程，由此导致了《灵枢》和《素问》的问世。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经由东汉时期邓太后发起的大型校书，原来的医经七家被汇合、改编为两部医著《九卷》（后世的《灵枢经》）和《素问》，这是《伤寒杂病论序》之前不见《灵枢》《素问》之名，而《汉书·艺文志》之后不见其他医经六家之书的重要原因。
对此观点，作者从造纸术与冶炼术的发明年代进行了佐证。本书作者认为，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是促成医经七家著作合编为两部医著的重要契机，即之前由于文献著录的主要载体为竹简与缣帛，文字的容纳量小，难以在一部著作内汇总数字量巨大的内容。但在轻薄柔韧的造纸术发明后，将分散的书籍进行合编成为可能。
同时，西汉时期的冶炼术，是以微针调气治疗疾病为主的《灵枢经》问世的重要背景。针具的使用经历了砭石、铜针和铁针三个阶段，但砭石、巉石所作针具，仅可用于启脉放血疗法，发挥泻实的作用。而《灵枢经》记载之大量微针留针调气、补益的方法，只能使用钢铁材料制作的毫针和长针，说明部分篇章的写作，是发明冶炼术的西汉中期之后。这一客观事实，是《灵枢经》为何以大量微针调气作为主要治病方法而最早称为《针经》的重要原因。
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对《黄帝内经》成书的相关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可谓“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是关于《黄帝内经》成书以及《灵枢》与《素问》关系的重要破解。
总之，《解析黄帝内经》一书，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可谓“扶神圣之玄，开常人之聩”，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